李光耀这次说错了，高福利国家其实更有前途
李光耀这次说错了，高福利国家其实更有前途
在全球福利制度的探讨中，李光耀先生在《李光耀观天下》里提出欧洲高福利没有前途，会导致衰落的观点，曾经引发了广泛关注。然而，北欧国家的实际情况却展现出与李光耀预测截然不同的景象，有力地反驳了这一论断，证明高福利与民众勤奋工作并非相互矛盾，反而能共同促进社会发展。
丹麦：高福利与高效率的完美结合
以丹麦为代表，北欧国家建立了一套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福利体系。在丹麦，公民享受免费的医疗保健服务，无论是日常的疾病诊疗，还是重大疾病的治疗，都无需担忧高额的医疗费用。教育方面，从小学到大学，丹麦学生不仅免学费，政府还提供生活补贴，确保每一个孩子都能接受高质量教育，不会因经济原因被拒之门外。此外，丹麦的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制度也十分完善，为民众生活提供了坚实保障，极大地降低了民众面临生老病死、失业等风险时的不确定性。
在高福利的环境下，丹麦人的勤奋工作态度令人瞩目。丹麦的劳动参与率长期维持在高位，2022年的数据显示，其劳动参与率达到了75%左右，远超欧盟平均水平。丹麦人虽然年均工作时长约为1400小时，但他们在工作时间内的专注度和效率极高。从生产力数据来看，丹麦在过去几十年里，劳动生产率以年均约2% - 3%的速度稳步增长。在农业领域，丹麦本土生产的农产品和食品65%用于出口，出口额占丹麦总出口份额的15% - 20%。以猪肉为例，丹麦曾在2007年之前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猪肉出口国，年出口活猪1000万头以上，最高时占到全球猪肉出口额的30%，2020年丹麦猪肉出口额是40亿美元。在科技产业，丹麦的风机生产覆盖全球约40%的市场份额。丹麦皇冠公司作为欧洲最大的肉制品公司，每年向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出口猪肉，年销售额高达662亿元人民币。丹麦人秉持“Jante Law”文化，强调平等、谦逊和集体意识，这种文化使得他们更注重工作的社会价值，而非仅仅追求个人财富的积累。
瑞典：工业与科技创新的典范
瑞典在工业和科技领域实力强劲，比如在机械制造、汽车、航空业等方面，沃尔沃、萨博等知名品牌享誉全球。瑞典的劳动生产率较高，据相关统计，近年来其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约2.5%。瑞典人年均工作时长约1600小时左右，但在工作中注重创新和技术应用，工作效率高，创造出了较高的经济价值。瑞典社会信任度高，公民普遍相信政府和他人。在这种氛围下，人们更愿意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努力工作。并且瑞典的企业文化强调员工的自主性和创新能力，企业给予员工充分的信任和资源，让员工能够在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我价值。
芬兰：教育与科技创新的双轮驱动
芬兰在通信技术、森林工业等领域成绩斐然。以通信技术为例，曾经的诺基亚在全球通信市场占据重要地位，芬兰在5G等前沿通信技术研发方面也处于领先水平。芬兰的劳动生产率一直保持着稳定增长，年均增速约2.2%。芬兰人年均工作时长约1500小时，但他们凭借着高水准的专业技能和专注度，为国家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芬兰极为重视教育，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预算中占比高达18%。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培养出了大量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他们将所学知识和技能充分应用到工作中，为国家的发展贡献力量。同时，芬兰社会注重平等和公平，人们在工作中追求的不仅仅是物质回报，还有社会认可和自我实现。
挪威：资源产业与可持续发展的平衡
挪威在石油天然气、渔业等资源产业以及海洋工程、环保技术等领域具有强大的竞争力。挪威是世界上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其石油工业的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挪威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态势良好，年均增速约2.3%。挪威人年均工作时长约1450小时，却能在工作中保持高效，推动各产业不断发展。挪威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这些资源带来的巨额财富为高福利提供了坚实基础，但挪威人并没有因此而懈怠。挪威的文化强调个人的责任感和对社会的贡献，人们认为自己有义务为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努力工作。此外，挪威政府对资源产业的有效管理和规划，使得资源红利能够惠及全体国民，也激励着人们积极投身工作。
冰岛：小国大作为的典范
冰岛在渔业、旅游业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发展出色。冰岛的渔业资源管理和捕捞技术先进，渔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高的竞争力。其旅游业近年来也发展迅速，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大量游客。冰岛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年均增速约2.8%。冰岛人年均工作时长约1550小时，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努力提升服务质量和生产效率，为国家经济发展助力。冰岛人口较少，社会凝聚力强，人们有着强烈的集体意识和责任感。在高福利的保障下，人们更加珍惜自己的工作机会，希望通过努力工作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同时也实现个人的价值。而且冰岛的企业注重员工的培训和发展，为员工提供了良好的职业发展空间，激发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高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探讨
高福利国家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局限性。首先私有制占主导的高福利国家的国土和人口不能很大，大规模的国土和人口需要更多的资源来维护，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以及国防开支等。其次，民族多样性会增加社会管理的复杂性，需要投入更多资源进行文化融合和社会稳定工作。而如此巨大的资源成本的投入，仅仅依靠对私营企业的高税收来解决问题是不现实的，因为资本的趋利避害性会导致私营企业在企业负担过重时资本外流。
然而，深入剖析会发现，这些观点虽有表象支撑，却未能充分考量高福利国家发展的多面性与灵活性，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国土与人口规模对高福利国家构成限制这一观点，看似有理，实则过于片面。以美国为例，其拥有广袤的国土和庞大的人口，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除了政府财政投入，还通过公私合营（PPP）模式吸引大量社会资本参与。像一些大型交通枢纽、能源设施建设，私营企业在获得合理回报预期下积极投入，有效分担了政府的资金压力。在公共服务上，美国高度发达的金融体系和成熟的市场机制，使得医疗、教育等领域可以通过多元化的融资渠道获取资金，保险机构、慈善基金等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非完全依赖政府财政拨款。国防开支虽庞大，但美国凭借其在全球金融和军事领域的主导地位，通过军事同盟、海外军事基地合作等方式分摊部分成本，同时军事技术的民用转化也带来经济效益，反哺国防建设。这表明，大规模国土和人口的国家完全可以借助多样化的资源整合与市场手段，成功维持高福利体系的运转。
关于民族多样性增加社会管理复杂性，进而给高福利体系带来沉重负担的观点，也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加拿大是典型的多民族、多元文化国家，加拿大通过实施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尊重和保护各民族的文化传统，鼓励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在教育体系中融入多元文化课程，促进民族间的相互理解和包容，从根源上减少文化冲突。在社会福利分配上，秉持公平公正原则，根据各民族实际需求制定针对性政策，增强各民族对国家福利体系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在这种模式下，民族多样性并未成为高福利的阻碍，反而成为社会发展的活力源泉，不同民族在高福利保障下，积极参与经济建设，为国家创造更多价值，实现了多元文化与高福利的和谐共生。
资本因高税收外流的担忧，同样被现实发展所打破。丹麦、瑞典等北欧高福利国家，虽然对私营企业征收较高税收，但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优质的公共服务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以及稳定的社会秩序，大大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和风险。以瑞典的爱立信公司为例，尽管面临较高税负，但瑞典发达的通信科研环境、充足的技术人才储备以及政府对科技研发的大力支持，使得爱立信在全球通信技术领域保持领先地位，获得丰厚利润，并未因高税收而外迁。这些国家还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创新，如研发投入税收抵免等，引导企业将资金投入高附加值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进一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对本土的粘性。
高福利国家并非如某些观点所描述的那般脆弱和局限。在应对国土人口规模、民族多样性和资本税收等问题上，各国都有独特且有效的策略，通过综合运用政策引导、市场机制和社会协同等手段，成功化解发展中的难题，持续推动高福利体系的稳健前行，为民众创造高质量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