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字技能，在古代女性救父行动中如何发挥作用？
识字技能，在古代女性救父行动中如何发挥作用？
在古代中国，识字技能不仅是文化素养的体现，更可能成为改变命运的关键。《史记》中记载的“缇萦上书”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本文将深入分析这个故事，探讨识字技能在古代女性救父行动中的重要作用。
“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这是《史记》记载的“缇萦上书”的开篇。父亲做官时，“齐中皆称其廉平”，然而，“今坐法当刑”。这十二个字，家与国，情与法，全都点出来了；姿态又够低，铺垫做得足，既是真情流露、一片赤诚，又小心翼翼，力求以情动人。下面还有两句，层层递进。论道理，一句比一句到位；论感情，无论是作为父之子女，还是作为天子之民，都显得坦诚、敦厚，柔弱又坚韧；而要是论做法——虽然罪人之女本不配指手画脚，但她给出的，又显得那么合理可行，不强求当权者收回成命，而是留足了台阶，以自己的舍身、代父，换一个从宽、自新。
虽然父坐法当刑，有无冤屈，只在“廉平”处埋伏笔，不再争执，而是退一步，“妾切痛死者不可复生而刑者不可复续，虽欲改过自新，其道莫由，终不可得”。这是全然避开罪之有无的问题，只从承受能力上，讨论刑之轻重，且讨论的不仅是一己、一时的承受，还引申到寻求“改过自新”的机会。由此可见，这一家人虽然当父亲的家长获罪，但毫无怨言，无意反抗，只求牢牢把握住服刑改造的机会。在执法者眼中，这该是“理想的囚徒”吧。
只是这样表明态度，担心还不够，为了表足诚意，上书者必须付出更多。无罪的缇萦，在表露了她的情感、见识后，接下来又表明了她的决心：“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即便罪囚曾经为官“廉平”，如今年迈还将受刑值得同情，但天子与法官也许会想：“那又如何？”“与我何干？”“改过自新”的态度虽正，却也可能引出“照规矩办”的后果。而当一个既服从权威、理解国法，又心疼父亲、为救父不惜代价的小姑娘提出甘愿以身赎父时，上位者也许才会略感惊讶，稍稍动容。别小瞧了这一点垂怜，遇上合适的时机，天子过问的一点小事，落到这一家头上就是宝贵的生机。“代刑不是易事，求情需要技巧。”（方潇）缇萦上书，约六十字，纸短情长，言简意深，这背后是怎样的功力？她这样小的年纪，又从何处得来这样的功力？
具体而言，既然是上书，这六十个字，需要工工整整写出来，她总得识字吧，是谁给她启蒙？能写出这样一份郑重、重要的文稿，她是怎么开的窍？又怎么改成？写与改，还都不是在悠闲的闺房里，而是在她随父至长安一路跋涉的途中，一边保命，一边构思，也许还要一边传递消息、照顾家人、寻找支援……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上书成功。六十字，是本事；六十字背后，更是本事。少女缇萦有本事（不论她背后有没有帮手），别的奇女子们，也各有各的本事。
文才的基础是识字，以往讲故事的人，也许觉得识字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才华，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以缇萦为例，识字大概是她从小掌握的一项技能，在她上书救父时，更成了一件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宝。之前我也曾多次怀疑过缇萦是不是全家有意派出的最有胜算的“工具人”——只需表现出一个弱者的柔韧品质和质朴亲情即可，因为年龄更小看上去更弱，所以小缇萦是最佳选择？至于上书的内容，也许是来自年长而经验丰富的亲友团的指点，她只需本色出演，将内容“搬运”到笔下则可？但这种怀疑，并不能排除另一种更符合“剃刀定律”的可能：作为利害关系人，英雄出少年的缇萦，她既自愿又自主，兼具意愿、资格与素质。
那么，救父的能力既包括她真诚无私的爱和勇气，不达目的不罢休且不惜代价去争取的决心和毅力，还在于她对代父受刑的理解、构思与呈现——集中体现在书面表达上。“法政”一章中引用过有关学者对汉代刑制的看法，大意是不合适的刑制迟早要变，汉文帝之前也在酝酿着将肉刑制度改良。但同时，缇萦上书是适逢其时，如果没有这个契机，变化可能出现得更晚，淳于意也就很难赶上。我们暂时搁置淳于意的医生身份和活动能力乃至“政治交易”等推论不谈，仅凭外在表现和结果可证，在其他策略无效时，只剩下最后的险招：缇萦上书。但若上书不成功，也救不了淳于意。
关于缇萦上书的构思和写作方式，可能包含几种可能：第一种是缇萦自己构思自己写，第二种是别人构思缇萦写，第三种是别人构思别人写。从技术上讲，最有难度的应该是第一种，但最难得的也正是这一种。支持缇萦亲自构思和撰稿的证据，虽然没有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但缇萦所上之书，至少得是她亲笔抄写、不假手于他人的。也就是第一种方案完美，第二种方案保底。而由此也可推断缇萦识字。
王子今教授《秦汉文化风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一书中有一篇《汉代社会识字率推想》，饶有趣味，文中提到不少我们熟悉的人物，却是以我们不容易想到的角度写的。比如他从陈胜吴广宣扬“大楚兴，陈胜王”的手法是“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于鱼腹，而这种秘密行动必不敢假手他人，“可推知陈胜、吴广这样的普通戍卒，其中至少有一位是可以写字的”；汉文帝窦皇后的弟弟窦广国（字少君），四五岁被卖掉，听说窦皇后新立，“上书自陈”与姐姐相认，也侧面说明“这位年幼时就被拐卖、身为奴隶、承担伐薪烧炭艰苦劳作且九死一生的窦少君，竟然是能够识字”的；能上书的牧羊人卜式自然也得会写字。除了这些男子，他也提到了缇萦：“缇萦在长安上书，请别人代书的可能性不大。女子上书，更早有战国时期的史例。”
文中还列举了皇室亲族女子、富贵人家女子等，虽都不算是寻常女子，但她们的情况有助于推测当时社会识字者的占比。对缇萦这个特例，王老师还在《古史性别研究丛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一书的《汉代的女童教育》一文中继续分析。此文第一章就是“缇萦故事”：缇萦故事构成中国古代刑法史中的重要情节。我们在这里更为注意的，是“少女缇萦”能够“上书”帝王，并且言语得体，文辞感人的事实。如果缇萦完全没有文化，就不会实现“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的感染力，也不会使汉文帝“恻然感至情”，自然也就不会有废除肉刑的法令……故事不仅体现汉文帝的行政风格，也告知我们汉初女童的文字能力。
至于她上书的内容究竟是否为亲笔写成，王教授是这么论证的。首先，他认为“当然不能完全排除他人代缇萦拟写上书内容的可能”，但他举西汉末年吏民中因王莽不受新野田而前后有487 572人上书为例，推断这么多人中应当有相当数量的人是普通百姓，说明“普通百姓上书似乎是汉代政治生活中常见的情形”，也就是说缇萦亲自拟写上书内容并非不可能；其次，他从上书一事“庄重严肃”，出错可能受罚的角度，强调上书者对此事极度重视，并推断缇萦“请人代书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她有能力独立书写，因而有必要亲力亲为。
诚然，小女子上书，成熟老练未必是关键，关键在于一颗能打动人的赤子之心。缇萦所上之书，完成大于完美，实在不必讲究什么遒劲书法，也不必追求什么华丽辞藻——以情动人，胜在挚诚，过于老成周到反倒有画蛇添足之嫌。因此这三种可能性，其实是在求真与求稳之间不断切换重点，不好说孰优孰劣，只能说各有千秋。“别人构思别人写”的第三策虽无实证，但也有其合理性。之前第二章“法政”中曾勾勒当权者决策难以捉摸与把握时机的困难，可以说，能说动皇帝的，一定得说得“正好”：多一句不如少一句，又不能少了关键句。在颂德与诉苦、辩冤与告饶、成规与例外之间拿捏轻重，既要精准，又要适度，除非把一切都归结为“幸运”，否则，谁敢说一个少女的几句话，刚巧就“正好”？缇萦爱父情切，若是直抒胸臆，容易“真”而“不稳”；反之，若全盘由他人代笔，他人或许更了解天下大势与天子的喜好，但却少了缇萦与淳于意之间的亲情，倒有可能稳而“失真”。 “真”和“稳”的平衡之法，便是仔细推敲所写内容，再由缇萦亲笔抄就。
无论如何，既然当时君臣和后世史家都不怀疑缇萦是救父的主力，那么不论过程和细节，有一点是完全可以确信的：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怕是全不在理，因为女子临危能“逆袭”，有才乃是大德。此外，思维训练中的最佳方案，不代表历史人物身临困境时的真正选择；读史虽较真，情感上我却倾向于相信：真的假不了，只有真情最动人。即使少女进京路上与上书之前都得到了亲友的帮助，但要承受风险的是少女本人。若无证据就说她是任人驱使、全无自觉，则既轻视孝义和个人主观能动性，也难免令人联想到假借亲情名义而剥削弱者、指使弱者去卖惨之事，令人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