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吾丧我”：主体趋近世界的路径

庄子的“吾丧我”：主体趋近世界的路径

西方传播学研究是在主体预设的前提下展开的，而庄子的“吾丧我”却体现了不一样的主体性消解的逻辑，这是华夏传播研究可以为世界传播研究提供的贡献。庄子认识到，主体在世界中总有一种“无可奈何”的疏离感，与世界存在某种“间距”；由于“物”被赋予价值而被客体化，从而使得主体常常陷落其中，无法获得自由、开放与敞开。正是通过语言的反思，附着在客体上的价值被清除，主体便摆脱了客体的纠缠而实现了自由。最根本的，还是通过“心斋”“坐忘”“凝志”等方式实现“吾丧我”，即通过主体性的消解以实现主体的敞开，最终实现“物化”式的主客交融，以克服传播的沟壑。

一、可传不可受：主体的疏离与传播的焦虑

在庄子的思想深处，总是存在着“我是谁”的深深的主体疏离感，主体处在一种缺乏掌控感的自我漂浮之中。这就为庄子思考主体问题，以及主体与他人、与万物等传播问题奠定了起点。也正是这种疏离感，使得庄子能超脱于主体之外，从另外一个更加宏阔的视野来看待人、他人、人类与万物，而不再纠缠于主体的界域。这种宏阔视野的获得，也正是基于对传播的焦虑的克服，即主体疏离背景下一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自修。而这种自修并不是“为我”，而是通过“吾丧我”的主体性消解来实现“以天合天”，从而达致主体与世界的趋近。

二、外重与内拙：客体纠缠与主体冲突

在庄子看来，主体总是处于撄、撄宁、摇、荡之中，呈现出物、役、陷、溺、累等主体陷落的状态；主体间也常常出现争、斗、辩、夺等冲突，从而“道术将为天下裂”。在此，主客之间和主体之间总是坚实地彼此对立，并且互相纠缠，这反而给彼此带来了危害。那么，主客体之间以及主体之间是如何纠缠在一起的？

三、齐物与见独：解除客体纠缠的路径

客体往往是依赖于主体观看的角度而被意识到的，故而“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但是，主体往往囿于一定的时间、空间、观念、符号等局限而无法洞察“万物齐一”道理，因而就会陷于无限的是非、对错、美丑、道德、仁义等的评判当中，而这种评判则是一种“分”“判”“析”“察”。持有这种观念的，也就仅仅只是“不该不遍”的“一曲之士也”，“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如此将客体片面化处理，正是导致客体处于“杂”“乱”“骈”“淫”“偏”“蔽”等“失道”状态的根源。在此，客体已经从它所属的整体世界中被离析出来，仅仅是为了主体认知和控制的需要而失去了其生命的活力，因而“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

四、坐忘与物化：主体性的消解与主客交融

客体以及客体价值的消解当然是主体趋近世界的重要方式，但在庄子看来还不是根本的方式；而“吾丧我”中对“我”的消解才是最为根本的，如此才能实现主体与客体的交融，即通过“坐忘”实现“物化”。所谓“坐忘”，即为“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这是对于自我的身体、耳目、智慧等现实存在方式的主动消解，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吾丧我”的一种“忘我”。这也就是对主体性的消解，即通过掏空主体性而实现主体的完全自由与敞开。

五、结论：“吾丧我”的传播学意蕴

正是通过“吾丧我”对“主体性”(“我”)的消解，客体不再纠缠主体，主体也不再把自己作为“客体”来坚守；当自我、他人与世界跳出“价值”束缚的时候，它们也便仅仅是“物”，所以彼此间“物化”的过程就是各美其美的“自化”过程，也是彼此融合的“道通为一”的过程，由此，传播的冲突也就不复存在了。而“物化”逻辑中，关键是如何看待“物”。这包括两个视角：第一个视角，是本文第二部分处理的价值消解的非客体化(“物”)，从而避免主体陷落到客体当中，也避免将自我和他人作为客体来对待；第二个视角，是第四部分处理的通过“忘”去除人的身体、欲望、存在等对“我”的坚执，从而使得主体获得自由、开放与敞开的境界。在“朝三暮四”的寓言中，猴子看起来幼稚的原因在于，它们不知道“3+4”和“4+3”其实是一样的。而在人类的传播实践中，他们建立了数字基础上的可通约性，因而不会在两种组合上计较(“怒”)(《齐物论》：58-59)。当然，庄子并不是在数学同一性的抽象基础上讨论世界的可通约性，而是在“齐物”与“物化”的视角下展开世界的同一性。庄子正是通过“吾丧我”的过程，在“物”这个层面找到了主体与他人、世界的可通约性，所以才能实现“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