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论秦代的徙民政策
“东来万里客，乱定几年归”：论秦代的徙民政策
秦朝的徙民政策是中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治理措施，它不仅影响了秦朝的统治稳定，也为后世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本文将从多个角度探讨秦代的徙民政策，包括对六国豪族、本国贵族、商贾以及一般民众的迁徙政策，分析这些政策的背景、目的和影响。
迁客此时徒极目，长洲孤月向谁明
秦国势力的壮大，对他国豪族的处理办法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秦王政时期，对六国豪族并非是一味严厉打击，他也会利用六国大家族为自已服务。
虽然秦王政即位后有迁六国豪族于内地之举，但在秦统一中国之前，这只是少数情况，而更多的现象是把豪族迁往边远地区。这一时期，秦始皇对六国豪族的迁徙，仍是因军事形势而单独征徙，尚且缺乏统一的计划和组织。
秦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这次迁徙范围扩大到全国。咸阳是秦王朝的政治、经济中心，它便于监视新迁来的六国贵族。另一方面，咸阳一带经济繁荣与否直接影响到秦的统治，秦统治者迫切需要在咸阳一带进一步繁荣地主经济。
这次大迁徙的目的与以前有所不同，它虽然也具有削弱六国豪族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转化利用他们，使之为秦王朝服务。迁徙豪族目的的前后变化，是由秦统一这一历史局面的形成所决定的。
统一后的秦王朝是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保障地主阶级的政治地位和对农民的经济剥削是其主要职责。这一职责的实现，需要一个强大的地主集团充当阶级基础，而秦国地主阶级和六国地主一样。
《广韵》记载："东灭赵，卡孙舆了成阳，为右内史。"
统一后，其经济力量十分薄弱，单靠他们难以统治一个由封建割据刚刚统一起来的偌大中国，要在短时间内使秦国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迅速发展起来，也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需要寻找同盟军，共同镇压农民阶级的反抗，而这一时期的六国豪族，正适应了这个需要。
从本质上讲，六国豪族中的大部分也是地主阶级。在秦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他们与秦国地主角逐争雄，矛盾十分尖锐。但秦统一后，他们之间的矛盾便逐渐缓和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渴求安定。
因而在秦统一后，六国豪族便较容易和秦国地主阶级联合在一起，成为农民的对立面，从而构成社会的上层集团。六国豪族能否转化为秦王朝的拥护者，除其阶级本质外，还与其自身的政治、经济地位有联系。
秦统一后，六国豪族的政治地位，随着其国家的灭亡而不复存在，虽然他们在动乱中所受到的经济损失比秦国地主阶级更大，但在经济上仍拥有一定的实力。而他们政治地位的丧失，又使其经济地位失去了可靠的保障，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改变对秦王朝的政治态度，以换取奏保护其既有的经济地位。
如果让六国豪族在原地继续割据，随着其经济力量的壮大，势必有碍于秦统一局面的巩固，如果对他们严厉打击，又可能引起六国豪族的反抗，不利于尽快地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
本是朔方士，今为吴越民
雄才大略的秦始皇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积极扶植秦国地主阶级的同时，也企图通过拉拢、限制的手段，来转化一些六国豪族，使之成为自己的拥护者，以扩大秦王朝的统治基础。
于是，秦始皇对六国豪族采取了一种刚柔相济的政策，即迫使其迁离原地，并允许他们在新迁地区发展地主经济。这样，既可以限制六国豪族以稳定社会秩序，又可以培植、转化新的地主阶级力量以扩大统治基础。
秦代除对六国蒙族迁徙外，还有迁徙本国贵族的现象。秦代迁徙本国豪族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是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表现。
在秦国，虽然早于献公七年，就允许商人在国都范围内进行商业活动，但执行区域间物资交流功能的商人，其身份地位却十分低下，活动也受到很大限制。
《新唐书·字和世系表》记载："秦破赵，牧子舆于咸阳，秦封武安侯。"
尽管如此，商人的经济力量依然发展很快，到秦统一后，商人已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于是，秦始皇出于维护自己统治的需要，对个别大商贾便拉拢利用，而对大多数商贾，则打击压抑。抑商的方式很多，迁徙即是其一。
秦代迁徙商贾，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对六国大商贾的迁徙，二是迁徙本国中小商贾。从现有史料看，凡六国商贾被迁徙者，多为大商贾。秦对上列大商贾迁徙之时，正值秦武力统一中国之际。
从记载看，迁徙方式也比较严厉，一般说来，财物都被没收。迁徒六国商贾，并不是自由迁徙，而是由秦政府指定迁徙地点，并派官员直接管理，六国商贾在秦官吏的押送下到达新迁地区。
这种迁徙的强迫性很大，含有一定的政治内容，不是单纯的抑商政策。对本国商贾的迁徙，多在统一后进行，并且一般迁至边远地区，与迁徒六国大商贾相比，抑商因素较多，可以说是一项用政治手段推行的经济政策。
"重农抑商"的出现，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本身所决定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需要发达的商品经济，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重农抑商"符合当时的经济特点。
其次，把商贾迁至边地，有利于边陲地区的开发与繁荣。如，梁人孔氏迁于南阳后，重操旧业，以至"家富数千金"。因此秦代迁徙商贾对秦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由于大批商贾被迁到边远地区，内地的社会经济也遭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使内地战国以来出现的商业经济迅速发展的趋势，受到一定的限制，并且对后世的商业政策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门有万里客，问君何乡人
秦代对罪犯及一般民众的迁徙，次数较多，据统计有二十余次。虽然每次迁徙的规模不大，但情况却十分复杂。按其性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充实边疆，二是处理民族关系。
早在商鞅变法时期，对一些反对变法的人就"迁之于各边城"，这些被迁徙者虽然不是一般民众，迁徙的直接目的也不是实边，但迁民于边地，在客观上却起到了垦土守边的作用，同时也为后迁民实边开了先例。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孝公用商鞅，下变法令，行之三年，秦民初言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
自商鞅变法以后，惠文王、昭襄王、奉始皇等，都有迁民实边之举，并且规模越来越大，当时被迁之边地者，一般都是罪犯或与重大案件有关者。
昭襄王二十一年，秦取得魏的安邑后，政府还对充边者予以一定的奖励，有罪者赦罪，无罪者加爵。可见这种迁徙是在国家统一安排下进行的，与以前相比，规模大，范围广。如果说商鞅"迁民于各边城"是徙民实边之始，那么，从昭襄王到素始皇时期，则是迁民实边的大发展时期。
从时间上看，这种性质的移民一般在秦统一后进行，统一前则很少见。迁民的范围突破了只迁汉人的圈子。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国，要保持政治上的统一，不仅需要共的经济生活，而且要有共同的心理状态，单靠武力难以形成长久的稳定形势，才能使统一的局面进一步得到巩固。
秦代迁民实边和处理民族关系，意义十分重大。首先，这个措施大大促进了边遭地区的经济繁荣。秦朝以前，黄河流域生产发达，经济繁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而一些边远地区则人烟稀少，经济凋敝。秦朝在统一中国过程中及统一后的迁民实变，使这一状况有所改善。
结语
秦朝的徙民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迁居边地的中原人，把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了边境，他们同当地人民一起辛勤劳动，进行边地开发，山泽垦辟，使许多荒芜的土地变成了良田。秦朝以后的两汉王朝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这与秦代对边地的开发有很大关系。
参考文献：
《史记》
《里耶秦简》
《商君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