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1300年：中国读书人的“我命由我不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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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创作中心

科举1300年：中国读书人的“我命由我不由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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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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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2》近期火到天际了，票房高开疯走，目前已经冲进了全球票房榜前十，电影中的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触动了多少现实中为生存拼尽全力的人，照亮了无数在困境中挣扎的心灵。

往深了说，“我命由我不由天”也是中国传统命运观的体现。虽然自夏商周以降，中国一直都是贵族政治，平民几乎没有翻身的机会，但是科举的横空出世让普通人有了逆天改命的机会。

相比于同时期的西方，科举制度可谓发出了中国历史的最强音。正如法国启蒙思想家魁奈（1694-1774）所说：“中国的先进性在于，中国不存在欧洲社会那种意义的阶级分野，没有世袭贵族，人们的社会地位和身份是可以变动的。”

科举被外国人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一千多年来，没有哪种制度能如此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读懂科举历史，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历史，读懂科举历史，更为我们看懂今天中国社会的诸多症结，提供了一面镜子。

这本《科举1300年》用讲故事的方式，重新解读尘封已久的科举制度，再现士人群体在科场和官场的人生命运。

从传统中国到当代中国：走得出的是科举，走不出的却是科举思维

马克思说，中华文明是早熟的文明；金观涛说，古代中国有种超稳定结构。

这一切，来源于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一个创举：科举制。

它比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早了一千多年，它为中国提供了阶层流动途径，它奠定了千年不变的政治格局，它凝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共识。但它也锁死了中国变革的可能性，让中国一次次错失现代化机遇，甚至还影响着中国的当下。

科举制让中国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看不懂科举，就无法看懂中国的过去与现在。

然而，由于资料的纷繁、枯燥，对科举制的研究常困于象牙塔中，潘剑冰的《科举1300年》，让中国终于有了一本面向普通人的科举史。

多视角观察中国的科举制度。

1300年科举史尽入书中，国子监、书院、鸿胪寺、礼部、吏部在科举过程中的作用一应俱全；本书又不失细微，除了制度的设计者，作者还尝试着从科举的参与者：生员、秀才、举人、私塾先生、学政等诸多视角，去还原每个人眼中的科举。

在这样的视角下，科举制的诸多博弈与矛盾一一呈现，科举制的演化逻辑变得清晰，制度的合理性与苦衷也跃然纸上。

科举制度的起源与演变

隋文帝开皇十五年（595年），朝廷彻底废除九品中正制，将那些“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的州郡中正手中的选举品第之权收归中央。

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把人才等级分为九等，作为政府选用官吏的依据，但这样一来，可解读空间太大，真正实施的时候，就变成了按照家世划分等级，所以后来九品中正制彻底成为了一场门阀士族的盛宴。

在东晋时期，九品中正制发展到了巅峰，王谢等高门子弟出生就是五品（五品是恩荫制度下能继承官位的最低品级），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

隋文帝打破了这个垄断，废除九品中正制的同年，隋朝举行了第一次新制度下的秀才科考试，然而这一年全国竟然只有杜正玄一个人敢于吃螃蟹。

据《隋书·杜正玄传》记载，当时的宰相杨素起初根本不把这个毛头小伙子放在眼里，直到亲自考核后，才为之叹服：“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整个隋朝秀才出身的不到十个人，可见隋朝秀才之珍贵。而这不到十个的秀才中，杜氏一门就出了杜正玄、杜正藏、杜正伦三兄弟

开创科举制度、终结了魏晋南北朝门阀弊端的隋文帝杨坚

隋朝科举并没有彻底放弃荐举，而是实行荐举和考试相结合的制度。但是朝廷对于地方荐举的要求极其严苛，如果推举上来的人考试不合格，那么作为推举者的地方官也要受到严厉惩罚。然而秀才考试的标准实在是高处不胜寒，吓得地方官都不敢往上推人了。

到了唐朝，秀才科虽然仍是最尊贵的科目，但是出自相似的情形，只好退出历史舞台，而进士科便取代秀才科成为新贵。

由于进士科从唐代开始就成为科举中的至尊一级，历经宋元明清，其荣耀有增无减，而秀才到了明清已经降级到科举的功名最低等级。因此，不少学者都把隋炀帝开考进士科作为科举的发端，看似进士比秀才更加名正言顺，实际上，若论科举的意义，“秀才”二字尚在“进士”之上，因为“士”在春秋时期是指贵族的最低层级，而“秀才”包括一切优秀人才，更切合科举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理想。

不过随着科举的发展，“士”的定义最终从贵族扩大到所有的读书人，中国的政治也从贵族政治进入平民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