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出征，为新四军“铸剑”的英雄们
从上海出征，为新四军“铸剑”的英雄们
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同仇敌忾、团结一心进行的保家卫国战争，除了前方与敌人浴血拼杀、英勇献身的战士们，更有千千万万活跃于台前幕后，以自身能力为抗战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进人物。这其中，有吴运铎、王新民等为新四军和人民解放军的军工事业奉献终身的模范军工人，还有一批批冒着枪林弹雨，历经周折来到新四军根据地，从此扎根军工事业的上海师傅们。下面跟随亲历者家属的回忆，一起铭记历史，重温那段抗战峥嵘岁月。
根据地工人在赶修枪械（来源：中国军网）
上海力量奔赴抗日根据地
抗战时期，全力支援抗日根据地建设是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战略任务之一。1941年5月，新四军六师师长谭震林曾写信给上海地下组织的同志，请求大力支援新四军的军工生产。此后，上海地下组织多次动员党员、技术工人、青年学生参加新四军，帮助根据地的军工生产。我的父亲潘启生和母亲俞文贞，从1940年开始的十年间，参加了上海工委交通委的工作。抗战期间，他们共护送上海青年2000余人参加新四军，特别是护送过许多上海机器业技术工人前往根据地，为新四军的军工生产做了许多贡献。黄福林、张心宜、陈杰、陈冠荣等一大批高级钳工，都是由家父潘启生护送去新四军根据地参加军工生产的。
中共上海党组织于1937年12月创办的《译报》（后改名为《每日译报》）
尽管日伪对根据地实施严厉封锁，岗哨关卡林立、暗探密布，潘启生仍不怕艰难险阻，出生入死，一次次圆满完成任务。在艰苦卓绝的交通护送工作中，他与新四军军工部也建立起深厚的战斗情谊，军工部领导曾激动地说：“真不知该怎样感谢这些长期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地下党员和上海职工！”
参加新四军的民众在开往温州的“新京”轮上（上海市档案馆藏）
军工巧匠助力战斗装备升级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决定筹建自己的兵工厂，需要大量懂机械制造的技术工人。潘启生帮助联系到江南造船所造机部钳工龚金祥。潘启生知道他技术精良，遂通过党员乔关生于1941年5月把龚金祥发展入党，不久便护送他去了位于安徽天长县铜城镇的新四军二师仙墩庙兵工厂。后来龚金祥把妻子和女儿也接到那里去了。上海工人任承康，1940年参与组织领导工人罢工，1941年入党后因身份暴露有危险，由潘启生护送他去盐城抗大五分校学习。任承康结业后，担任了新四军二师炸弹厂的厂长。
新四军军工人在制作步枪枪托（来源：党史网）
1941年初，潘启生护送上海技工黄福林去苏北兵工厂任金工股股长。后来黄福林又动员自己的堂兄黄妙根前去，仍是由潘启生护送。一路上历经艰辛，到达丹阳延陵镇，准备在那里的新四军六师修械所工作。但当时修械所里除了炉子、风箱和几台小台钳外，几乎一无所有。于是黄妙根又返回上海，租了一台可以用来加工子弹底火、弹头、收口等模具的车床和一批专用工具，还造了几台手动冲床。这些加工好的零件，先秘密藏在家里，全部完成后再与军工部人员配合，设法把机械成品和专用工具一起运回了延陵。
当时新四军的武器装备只有老式步枪，无法对付日军碉堡。技工黄妙根等人就用上海买来的大口径无缝钢管，加工成一个个榴弹筒，装在步枪上发射。部队仅有几门陈旧的迫击炮，射程短、命中率低，还经常出现哑炮。后经黄妙根等上海师傅改装了迫击炮底座，使射程从原来的200米提高到了600米，炮身上还装了刻度指示盘，命中率也大幅提高。黄妙根、黄福林兄弟后来决定在根据地扎根，把全家都迁了过去。
新四军六师十六旅后勤军工部生产的轻迫击炮与炮弹（来源：中国军网）
1942年夏，潘启生又护送陈杰等一批上海机械技工来到延陵镇。陈杰他们到了后，发现修械所设备匮乏，新四军战士们把从敌人手里缴获的老式套筒枪视作宝贝，这更增强了他们克服困难、抓紧制造修复更多武器运往前线的责任感。
上海马勒机器造船厂的钻床工人朱荣生，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由他动员去新四军兵工厂参军的上海技工多达70余人，其中韩森林等10人是与他同厂的工友。朱荣生还把自己的独生子也送去了新四军的兵工厂。
潘启生护送去新四军根据地的上海技工还有张心宜、华人根、徐丽森、徐丽英、徐佩倩、沈康、姚菊芳、姚福根、朱永珏、陆仁杰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军工部的生产骨干。
1944年新四军军工生产情况 （来源：新四军纪念馆）
新四军苏浙军区二纵队兵工厂战士在制造手榴弹
艰难险阻下的无私奉献
新四军使用的迫击炮有一个重要部件“闷头”（即炮尾），一开始要在上海设法加工后，再秘密运往新四军军部。来自上海的技工师傅去到新四军各师的兵工厂后，就开始自己尝试造炉锻打“闷头”，还自制手榴弹、八二式迫击炮弹，修理枪枝。在进攻兴化据点时，技工师傅们为部队生产了十几把特制大剪刀，战士们用它剪断了日军一道道坚固的铁丝网，成功破城而入，取得了战斗胜利。
新四军在茅山地区露宿（来源：方志江苏）
因缺乏关键材料，新四军二师军工部的吴师孟部长曾化装成商人，来上海采购军需品。上海地下党与他密切配合，通过火柴厂里的地下组织，高价购进两箱200余斤炸药原料，然后用漂白布做成一个个小口袋，化整为零，把这些炸药原料伪装成英国太古白砂糖，再把在沪购得的硝酸，分别装进高粱酒瓶里，贴上商标，成功运回了新四军军部。
1943年1月初，日伪军集中3000多人，对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包围，连续展开多轮“扫荡”。在反“扫荡”的战斗中，军工部有13位同志牺牲。
金工股股长、党员黄福林于1月5日在蒋庄宿营地为掩护同志们转移而不幸壮烈牺牲；
技工姚福根在拆取旧雷管中的雷汞时，因爆炸双目失明，姚菊芳被炸得脸面血肉模糊；
华人根试验手榴弹时左手伤残；
炮弹厂厂长秦永祥，在拆卸缴获的日军山炮炮弹的引信时，因爆炸而当场牺牲；
青年女党员朱永珏制造火药时捐躯；
陆仁杰因积劳成疾而倒在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新四军铜质证章（江苏省句容市博物馆藏）
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的烽火，铸就了新四军与上海人民唇齿相依、血脉相连的特殊关系，也留下了无数感人肺腑的传奇。
本文原文来自《档案春秋》杂志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