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建筑从塞尔柱时期到现代的演变

土耳其建筑从塞尔柱时期到现代的演变

土耳其建筑的演变历程，鲜明地体现了适应性、韧性以及文化交融的特点，这一历程跨越了从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王朝到奥斯曼帝国的辉煌时期，再到现代土耳其共和国的多个时代，深刻映照了地区性影响与历史上广泛的社会政治变迁。

土耳其萨姆松大学建筑系主任阿西姆·迪夫莱利（Asım Divleli）深入探讨了土耳其建筑的微妙演变轨迹，特别强调了其卓越的适应性、弹性以及在历史长河中持续的文化交汇现象。在接受阿纳多卢通讯社采访时，他分享了对于土耳其建筑发展历程及其现实面貌的独到见解。

迪夫莱利指出，建筑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结构体，远非一个简单概念所能涵盖。它如同一个开放性问题，从各个角度激发着人们的思考与探索。自诞生之日起，建筑便置身于一个充满对比与反差的世界中，这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与机遇。

在谈及土耳其建筑的具体实践时，迪夫莱利强调，将特定元素简单地归入“土耳其建筑”这一类别是不切实际的。他解释道，尽管土耳其人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确实建造了众多建筑，但这些建筑元素更多地是对当地既有建筑传统的延续或改编，而非完全独创。事实上，许多被认为是土耳其特色的建筑元素，在更早的历史时期便已有迹可循。

安纳托利亚塞尔柱王朝时期

在11世纪至13世纪期间，特别是在安纳托利亚塞尔柱王朝及其后贝伊利克（公国）的统治下，该地区涌现出了一种鲜明且独特的建筑风格。这种风格的逐渐形成，而非骤然出现，凸显了自土耳其人定居安纳托利亚以来，他们如何以艺术贡献丰富了当地及其他文化的多样性。

关于是否存在一种刻意打造的建筑，旨在直接体现土耳其身份的问题，学界存在争议。尽管地区间的差异不容忽视，但这一时期的建筑作品普遍展现了一种高度的文化融合意识，它们将多种元素巧妙结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表达。这些纪念性建筑不仅结构精巧，其设计元素更是经过深思熟虑，被提升至艺术的高度。

对此，迪夫莱利教授强调，土耳其艺术并非一种刻板的、预设的建构，而是“一种艺术思维的产物，旨在赋予精致的艺术表达”。他进一步指出，这种艺术思维与当今可能形成的、或是对土耳其概念的某种定居化理解并无直接关联。相反，它更多地反映了土耳其人来到安纳托利亚后的长期定居与深刻影响，他们以一种持久而精致的方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艺术传统。

因此，迪夫莱利的观点强调了土耳其建筑风格的演变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是土耳其人在与当地文化及历史背景不断互动中逐渐形成的。这种风格不仅体现了土耳其人的艺术创造力，也见证了他们在安纳托利亚这片土地上留下的深刻印记。

奥斯曼帝国和共和时期的变化

迪夫莱利深入探讨了奥斯曼帝国晚期至共和时期土耳其建筑风格的显著变化，指出这一时期的建筑深受当时政治、经济条件以及欧洲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他提到，19世纪欧洲的现代化浪潮，尤其是民族主义思想与民族建设的兴起，对奥斯曼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古老的建筑形式被赋予了现代功能的新构图，建筑逐渐成为共和国加强民族主义政策的重要工具。在这一背景下，土耳其概念在文本层面得到了重新审视与强化，但其内涵已超越了简单的民族身份界定。

迪夫莱利进一步阐述，安纳托利亚作为土耳其的一部分，其丰富的历史遗产——包括清真寺、宗教学校、商队旅馆、土耳其浴室及古老的定居点——虽然与塞尔柱和奥斯曼时期紧密相连，展现出独特的土耳其特色，但这种特色并不完全局限于现代民族意义的范畴内。

谈及19世纪上半叶的坦齐马特改革，迪夫莱利指出，这一时期的急剧现代化进程同样在建筑领域留下了深刻印记。公共建筑率先成为现代化改造的对象，新的建筑风格在保留民族情感的同时，融入了德国现代主义的元素，实现了对传统民用建筑的现代化转型。行政大楼、工厂及乡村学院等建筑的涌现，不仅体现了功能上的创新，也标志着建筑创作的广泛发展。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建筑开始在土耳其崭露头角，而现代主义建筑在经历漫长征程后，其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促使了短暂建筑方法的兴起。随着政治权力的新决策加速了国际资本的流入，新的资本集团、银行及大公司纷纷兴建私人建筑，这一现象持续到了90年代。

尽管90年代经济组织的连续性增加了建筑存量，但迪夫莱利强调，建筑本身并未发生质的变化。技术进步虽带来了更多合格的建筑结构，但这些优秀作品往往因产生于特定背景之外而鲜为人知。他的分析揭示了土耳其建筑在不同历史时期下的复杂演变，以及其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紧密联系。

人类与建筑的关系

迪夫莱利深刻指出，地震作为一种自然灾害，其威胁不分地域，随时可能降临。正如2023年2月6日的地震所展示的那样，其影响范围广泛，远远超出了最初的震中区域，与历史上众多地震的破坏性相似。他强调，虽然建筑结构等客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建筑的抗震能力，但建筑本身并非地震破坏性的主要原因，关键在于建筑师及整个建筑行业的责任与行动。

迪夫莱利进一步指出，问题的核心在于人为因素。尽管在制度层面，我们已经做出了诸多努力，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并在每次地震后不断修订完善，但遗憾的是，这些措施在实际地震中并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从道德层面入手，而非仅仅依赖制度安排。这要求社会各阶层共同努力，重新审视并调整我们与建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在此背景下，迪夫莱利向建筑师们发出了明确的呼吁。他强调，建筑师作为城市与建筑的设计者，应当承担起更大的责任，重新审视自己的设计理念与方法。他提出：“我们应该如何设计一个建筑、一个城市？”这是每位建筑师都需要深刻反思并重新考虑的问题。建筑师们需要思考如何在设计中融入更多的抗震元素，提高建筑的安全性；同时，也需要关注城市的整体规划，确保在灾难发生时，城市能够更有效地抵御冲击，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