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到应用：知识论的新形态
从理论到应用：知识论的新形态
应用知识论意味着利用知识论的概念、方法和理论，将它们应用到当前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议题和认识实践中。从本质上看，其体现的始终是一种立场的表达，这也是为什么可将应用知识论视为一种关于立场的知识论或者立场理论。
与伦理学不同，知识论较少在实践意义上加以谈论，它几乎从没有被视为应用学科。即便在批判性思维的课程中有针对证据和确证的初阶讨论，知识论仍是一门处于象牙塔中的学科。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应用知识论研究”（18BZX100）认为，知识论领域中涌现出可称为应用转向的一场运动，以回应人们所面临的媒体、知识专业化等引发的理智环境的变化，同时形塑人们的知识观。
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专业研究活动，均在不同程度上与应用知识论有所关联。应用知识论意味着利用知识论的概念、方法和理论，将它们应用到当前受到广泛关注的社会议题和认识实践中。从本质上看，其体现的始终是一种立场的表达，这也是为什么可将应用知识论视为一种关于立场的知识论或者立场理论。
方法：演绎到诠释
一般意义上应用的基础主义方法论面临的困难表明，在“应用”与“被应用”之间，诠释的方法似乎比纯演绎的路径更加契合应用的实践，而应用知识论跟社会知识论之间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是清晰的，它的求真主义纲领与地方性知识观足以确立其独立性和合法性。
无论是应用哲学的哪一分支，对应用的普遍认识都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基础主义，被应用的那些原则、规则或理论与所应用的实践议题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演绎、推衍关系。然而，这些通用原则或普遍规则自身之间可能存在矛盾或冲突，由此导致考察具体问题时依据不同的潜在应用规则，实施的评价会有很大的差别。而且相对于通用原则，人们如何辨识更高阶的通用原则，这同样是一个难题，毕竟这些高阶的规则也会被应用，这相当于对行动者、应用者提出更高的认识要求。这种基础主义跟工程模式相似，应用过程是单向的、嵌入的。应用的“诠释观”则主张应用与被应用双方之间是交互的，彼此依赖、相互塑造，后者不再被设定为处于寄生或衍生的地位。
从学科上看，“应用”作为一种方法，可以跟不同领域与层次的知识形态结合，比如性别种族、道德伦理、政治社会，产生相应的常规与非常规证言，而社会知识论的纲领求真主义在我们看来完全适用于应用知识论。更重要的是，这一纲领中蕴含着形而上学的真理存在，它所依存的是一种特殊的知识，而不是普遍的知识。通过类似于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提出的“深描”，将不同的社会现象安置在由当地人或局部的特殊文化构成的认知架构和意义网络中，以寻求恰当的解释，呈现为各种词汇、意象、制度和行为的地方性知识。它从物理场所中衍生出来，体现在人们的认识结构中，包括观念、倾向、直觉的特殊性和差异。
议题：非常规与常规的证言形态
《1984》中的主角温斯顿·史密斯（Winston Smith）称，“世界有真相，也有谎言”，它们处于不同的认识形态中，尤其在诸多非常规的证言中，其蕴含的“真”常常为人们所忽略。
谣言跟其他证言一样带有认识的偏见，但具有特定的认知价值。人们的认识实践和话语形态中有诸多非常规、非官方的信息交流方式，其中带有家族相似性的“×言”包括流言、谣言、讹言等。谣言跟其他形态相比，有不同的认识特质，其语义特性与兴起条件是独特的，无论是传统的心理模式还是“即兴”的观念对其解释均存在困难。通常情况下，传播距离的长短被视为谣言能否成形，影响信息真实性的重要因素，然而，无论是洛克还是C.A.J. 科迪均反对证言的可靠性会随着人与人之间传递必定减少这一看法。事实上，谣言蕴含的信息的合理性与行动者的传播选择性压力是它能否扩散的重要条件。而且谣言一旦得以传播，就会被视为与官方信息相对立的一种话语形态，由此便出现辟谣。在不同的政治环境中，相较于官方发布的关于某一事件的通告，谣言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尤其在标榜信息自由的西方发达国家，谣言最终往往被坐实，它们之间原有的角色与位置正好调换。在这个意义上，谣言之币的另一面存在认识之“真”，毫无疑问具有其知识论价值，而谣言制造者以及传播者可能处于认识上无可责备的状态。
阴谋论是阴谋主义世界观在认识实践中的表现，是认识的行动者遭遇“基础归赋错误”的侵入，尽管其未必主张事件中存有阴谋，仅仅是对事件及事件的解释作出评论，当然无论如何，泛阴谋化的思维倾向不值得提倡。阴谋论跟谣言一样，属于边缘的、非主流的话语方式，跟一定规模的群体有关，对相关事件有其自身独特的、融贯的解释。它们通常被视为应该受到质疑，是非理性的表达，甚至充满各种主观的臆想。就阴谋论的认识特质来说，有不少内容为我们所忽视，阴谋论通常被界定为“未经证实的或无根据的解释”，然而根据休谟对奇迹的论证规范，似乎不能将阴谋论与非理性画等号。阴谋论跟其他理论一样具有诸多知识论属性，它的德性则表现为它具有统一的解释力，几乎完美地为所有手头信息给予一致的叙述，其中包括官方的标准解释，还有那些琐细的、被忽视的错误信息。同样，倘若所有潜在的可证伪证据能被理解成支持或至少是中立证据，那么阴谋论似乎是不可错的，在此意义上，它无法被证伪。以上对阴谋的“辩护”在一定意义上让我们形成阴谋主义世界观，而这样的世界观在西方学者所设想的开放社会尤其普遍，甚至阴谋论在某些事件上对政府的监督和舆论的匡正。然而即便如此，也不等于要主张或赞同普遍化的阴谋思维，或者用阴谋论来否定一切合法正当的东西。
相较于上述谣言与阴谋，专家是人们认识活动中经常需要面对的认识关系的另一方。尽管求真主义很难为以应用为目标的知识论提供概念和批判的工具，但它作为认识的基本方略，能在专长、专家证言的讨论中有效地评价具体认识实践。我们如何面对专家证言，尤其是专家之间出现分歧时应该如何选择更好的认识策略，首先涉及的问题就是专长是一种相对的身份，还是社会评价。在求真主义纲领之下，从知识观的角度将专长理解为一种认识的卓越表现或许更为妥当。然而，无论是烟草石油、医疗技术，还是气候变化，乃至科学理论，从历史到现实都让我们有理由怀疑作为公共意见的专家证言背后的推手。而专家证言需要被还原为某种基础的认知，不能简单基于信任便接受，当然作为信息接收者，外行或新手同样需要承担相应的认识责任，并不处于免责的地位。因此面对专家分歧，要避免出现信息级联（information cascade），守住理智的自主，从专家论辩中确立自身的认识策略。理智自主不完全是行动者的个体认识德性问题，它表现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
自我知识作为一种证言，从通达的方式看，不同于其他人称的知识，但没有因此而赋予它特殊的认识地位，不蕴含认识的权威，相反仅仅具有认识的原创权。从本质上看，谣言、阴谋与专长都是不同的证言形式，在一定意义上构成基于不同程度的理由的知识。尽管诸多认识活动表现为一种群体意见，但毫无疑问，其中个体的身份始终没有被剥离出去，在意见表达上属于自我知识，这是它跟社会知识论的不同之处。作为认识的起点，个体的感觉经验至关重要，即便它在诸多社会情境中表现得并不明显。传统的内感觉论以洛克为代表，在当代则由阿姆斯特朗（David Arms-trong）和莱肯（William Lycan）继续擎起这杆大旗，前者将内感觉与亲知关联，后者用一种隐喻的方式——内部扫描来表达，然而他们均面临自盲性与非对称性反驳。自我知识作为认识行动者立场的表达，似乎有着特殊的认识通道，进而产生可能的全知或确定性，但认识的基础未必能够成为区分第一人称与其他人称心智知识的差异，因此或许只有在极弱的意义上，自我知识能够成为特殊的认识成就。深入其中的证据关系来看，尽管有相对性的问题，但一种可靠主义的基本方案能够通过心理过程的锚定功能与可获得性的消解来解决。而对于来自传统认识框架中的第一人称权威，通过叙事的构成，可以将它降格为一种可能的原创权。
旨归：回到生活与批判性思维
事实上，作为认识的行动者，理智上负责的态度无论如何都是可取的，这是认知卓越的表现，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认识策略的选择受到利益、风险等因素的影响，这是当代知识论中为什么将实用侵入称为认识实践的要素之一。面对社会热门话题，当认识的行动者介入讨论时，除了证据与论证评价这样的基础性批判性思维，要能够强烈而敏锐地意识到其所掌握的知识与目前其所处环境以及界限的相关性，更需要实践日常生活中的创造性思维、解决难题的技能、心智开明的积极态度等，这也是为什么应用知识论应被视为一种思维的塑造，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作为理想的生活智慧，在生活的认识层面上与行动的合理性紧密地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