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48：一个世纪的灾难与生存考验
1348：一个世纪的灾难与生存考验
1348年，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这一年，黑死病在欧洲肆虐，同时期还发生了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战争等多重危机，对当时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突然穿越到过去的某个时代，那么，你最“不想”前往的时代会是哪一个？这个问题的答案虽说是因人而异，但大抵不外乎几个关键时刻：两次世界大战、太平天國、日本战国时期、地理大发现（假如你穿越成美洲原住民的话），或是科学家宣称历史上最可怕的年代：536年。总之，战争、疾病与天灾，总是人们最避之惟恐不及的元素。
但如果有这样一个年份，足以把战争、疾病与灾难三大元素通通收集在一起，那……会是多么可怕的日子呀？
《1348年：气候不顺与生存危机》（以下简称为《1348》）是日本山川出版社《历史的转换期》系列的第五册。本书所关注的14世纪，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一百年。从全球尺度的气温下降开始，一系列灾难将接连袭击当时的人类社会，并从此改变历史的走向。
首先来势汹汹的，是瘟疫。
瘟疫肆虐
公元1347年，一艘商船从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商业城市卡法启航、渡过黑海、在君士坦丁堡靠岸。从那一刻开始，灾难便在全欧洲降临了。一夕之间，君士坦丁堡便有许多人莫名死去：他们先是发烧、畏光、体表产生溃疡，接着腋下与鼠蹊部肿大，一旦产生症状，患者将在不超过五天内丧命。
这种诡异的现象沿着地中海繁荣的船运网络，迅速扩散到了威尼斯、热那亚、亚历山大港等港口，再一波波地往内陆扩散。到了1348年，这场灾难已经覆盖了大半个欧洲与近东地区，许多尸体被草草掩埋或干脆无人埋葬，城镇与农地尽皆荒废。面对如此恐怖的灾祸，人们已没有办法加以形容，只得用最纯粹的词汇加以称呼：“死”（mortalitas），或是“巨大的死”（mortalitas magna）。
黑死病的扩散。（Source:Flappiefh/ CC BY-SA 4.0）
中世纪的人敬畏地称为“死”的黑死病，既是14世纪的头号主角，也是《1348》一书的前两个篇章主题。在这两章中，编者们详细叙述了黑死病在欧洲、中东造成的破坏、疫病的性质、以及当时学界对黑死病病因和防治的种种讨论。但是在后疫情时代，本书中更能让读者感到共鸣的，或许是瘟疫来袭时，人们如何面对死亡带来的恐惧与伤痛。
就如Covid-19疫情重新让我们理解孤独与疏离感，黑死病也以自己的方式冲击着当时人的心态认知。我们不能忘记的是，中世纪的人远没有现代的病理学知识，他们只能揣测各种各样的致病原因：天体运行、地震、甚至只是与患者视线相交。死亡本该有相对应的理由，却在一夕之间变得不可理喻。
或许正因如此，不论在基督教或伊斯兰世界中，14世纪都是人们热情投入宗教实践的时代。平民前往圣地朝圣的频率与规模增加，教法学家撰写敬拜指南来安抚恐慌的大众；但另一方面，民间的宗教实践也经常“脱轨”，比如中东出现了信仰“活圣人”（玛祖布 Majdhub，受到神灵“启发”的言行异常者）的宗教狂热；欧洲则有通过自虐来赎罪的鞭笞派。这些崇拜行为如同精神上的浮木，在黑死病的滚滚巨流里，承载着人们继续生存的希望。
另一方面，本书也提醒我们，黑死病从来就不是一场孤立的灾害。自13世纪后半开始，气候学家称为中世纪温暖期的时代结束，气候变冷诱发一连串水灾、严寒、过度干燥等现象，更对农业造成致命打击。就连当时的编年史学家都不得不承认：
全世界在不同时期发生过四大混乱。事实上，许多城市和农场都因火灾化为灰烬，超级强风破坏了树木、田地和建物。种种课税因河川泛滥而生，多处发生地震。
屡遭饥荒、营养不良的人们应对灾害的能力降低，造成更大的恶性循环，被史家称为“14世纪危机”或“中世纪晚期危机”。就是在这多重灾难的高潮时刻，“巨大的死”降临了。
死亡之舞（Danse Macabre）是中世纪晚期常出现的一种艺术主题，常见的是代表死亡的骷髅们（偶尔还包括生者）一起跳舞，寓意着死亡已成为一种日常。（Source:Wellcome Collection gallery/ CC-BY 4.0）
极端的生存压力下，14世纪的欧洲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起义，经常被视作中世纪晚期危机的一部分。图1381年瓦特·泰勒农民起义，为英格兰历史上最大的平民反叛运动。（Source:wikimedia/ 公共领域）
不过，或许是由于本书以“1348”这个特定年份为题，前两章仍聚焦于黑死病本身，反而丧失了观察整个时代变化的机会。早在上个世纪中期，历史学家们就已提出“中世纪晚期危机”的概念，指出14世纪的连续灾害、战争频仍、经济崩盘不仅促成人口大量下降，更是让封建王权转变为近代国家的第一步。尽管学界对于这场危机如何影响了欧洲的政治、社会转型仍有所争论，但书中却未有相关的介绍，反而将这个时期描述为一幅灾难画卷，则多少有些因小失大的遗憾。
蒙古帝国的衰落
如果说灾难和生存是14世纪的主旋律，那么往前一百年的13世纪，无疑是蒙古征服与草原的世纪。
铁木真在1206年统一蒙古诸部后，整个欧亚大陆便被卷入了蒙古帝国的征服历程，最终在不断的内战冲突中，形成了东方的元帝国与西部的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与伊儿汗国并立的“四大兀鲁思”（Ulus，人民或国家之意，也可以理解为统治者的政团与封地）体制。这段稳定、和平的时期被史家称为“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欧亚大陆两端的通信与商业往来得以蓬勃发展（讽刺的是，黑死病之所以能迅速扩展，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蒙古治世促成的繁荣交易网络）。
然而到了14世纪这个灾难年代，四大兀鲁思中除了统治着俄罗斯/东欧草原的钦察汗国，其余三国都陆续地衰退、瓦解。本书的第三章便着重分析了包括元帝国在内，四大兀鲁思的崩塌历程。
1335年的亚洲，大半仍处于蒙古四大兀鲁思统治下。（Source:Wengier/ 公共领域）
钦察汗国既分成左右翼，又分立出多个统治家族，内部亦动荡不安。（Source:Afil/ CC BY-SA 3.0）
总体而言，本书的编者认为四大兀鲁思的瓦解，大抵遵循着类似的脉络：由于游牧社会内部是由诸多小型部族所构成，每当中央王权衰弱或发生内讧时，这些小集团便会跃上历史的舞台。它们彼此争斗吞并、扶持傀儡可汗或干脆从汗国中脱离，导致汗国持续处在分裂、内战、整合的过程中，最后彻底消亡。察合台汗国与伊儿汗国如此，支撑最久的钦察汗国，也在15世纪分裂成喀山、西伯利亚、诺盖、克里米亚等多个游牧势力，并在日后一一遭到沙皇俄国的吞并。
至于作为诸汗国宗主的元帝国，当然也苦于长期的内部斗争。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里的赵敏的哥哥，现实中的名将扩廓帖木儿（王保保），便是与朝廷相互对立的军阀领袖。另一方面，远在河北的大都朝廷需要江南的钱粮供应运作，能够沟通南北的大运河与海运，可以说是元帝国的命脉。但是在1348年，就在黑死病肆虐欧洲的同一时间，盐枭方国珍在浙江造反，不仅切断了江南的海运路线，也为元帝国敲响了第一声丧钟。
说到天灾，既然蒙古人的势力大多是在14世纪覆灭，他们也是被当时的气候灾害与疾病击垮的吗？可惜的是，尽管三大汗国都遭到了鼠疫的侵扰，第四章也确实讨论到气候异常如何重创中国民生经济，以及元朝廷如何治理黄河泛滥等课题，本书的编者们并不认为是天灾摧毁了四大兀鲁思——或者更准确地说，蒙古政权先天不良的统治结构，本来就是容易导致国家分裂瓦解，灾害绝非最主要的成因。
但若是如此，欧亚大陆的东方与西方在14世纪遭遇巨大的变动，难道只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本书所关注、重视的1348年，真的有什么重大的意义吗？
生存危机
在回答上述疑问之前，我们可以先思考一个问题：《1348》一书的副标题是“气候不顺与生存危机”，可是所谓生存危机，到底是谁的生存危机？
乍看之下，这个问题实在是再简单不过——那当然是人的生存危机。然而这里还有另一个答案：那就是农业国家的生存危机。
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在《反谷》（Against the Grain）一书中提到，我们下意识认为更文明、更发达的定居和农耕社群，遭遇气候异常与人口压力时，反而是比较脆弱的国家形态。毕竟游牧部族可以迁徙移动，狩猎—采集部落则有多样化的食物来源；反观农业社会一旦缺粮，就会迅速陷入饥荒危机，巨大的帝国、作为行政中心的城市与精英统治阶层，也只能接受土崩瓦解的宿命。
《1348》的补论部分，讨论到东南亚在14世纪也经历了剧烈的变动：不论是柬埔寨吴哥王朝、缅甸高地或今天的越南、泰国地区，都发生了国家衰败与重组的状况，其实正是这种现象的结果。虽然仔细深究的话，每个地区动乱都能找到天灾以外的因素，异常的气候却放大了这些农业国家的弱点，原本能被克服或压抑的统治问题，也随着自然灾害纷纷浮现。
蒙古帝国也是类似的情况：为了能有效运用被征服土地上的资源，帝国的统治者不得建立一套官僚体系，在固定的行政中心收取农业税赋。于是，蒙古（以及之后的四大兀鲁思）便从单纯的游牧国家，转变为依赖城市和农耕的“游牧—定居”复合性国家，而当14世纪的异常气候到来时，原有的统治矛盾也就随之引爆，一发不可收拾。
不过，斯科特与本书编者也认为，国家崩塌的另一面其实是“适应”：当各种各样的冲击到来时，人们必须抛弃不合时宜的国家制度，努力寻找面对冲击的最优解。那么，经历了一场疫情危机，并将持续面对极端气候的现代人，是否也能找到适应未来的新模式呢？这或许就是本书想为同样处于“转换期”的我们，所敲响的警钟吧。
本书的主旨“1348年”是鼠疫从发源地扩散，蔓延到中东、欧洲等地，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的一年。鼠疫不仅夺走了许多人的性命，也摧毁了生产—交换—消费的循环，让人类社会陷入存续危机。这起瞬时性的事件，以几年、十几年为单位，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动态经济活动及社会制度变化，但背后则以几十年、几世纪的单位，与长期性的气候变化与环境递嬗相互连接。
通过古气候学取得的高时间解析度研究资料，我们已可构建出一套地球气候变化的长期模式。将这套资料对应至各地考古学调查及地理学分析，从地形、景观、遗址的变化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其与长期性气候变化的关联。最后，再将这些观察与短期性历史文献相互对照，譬如黑死病的灾害日记、庄园法庭的记录等等，就可以更加趋近鼠疫大流行时的社会真实面貌，挖掘出当时人们的生活与心态，甚至进入精神层面的研究，探讨他们如何承受天灾人祸，如何克服悲痛、从灾害中复兴。
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见各地如何面对1348年的浩劫。伊斯兰与西欧世界的医学家纷纷以当时的知识观，探究鼠疫成因；鼠疫如何通过陆路与海路，以不同的速率与路径传播至各地；受小冰期影响，当时地震、水灾、蝗灾等多重自然灾害频传，鼠疫的爆发如何加重社会压力；中世纪市民如何面对黑死病的侵袭，又是如何打压异己、放大既存的社会问题；大型蒙古帝国如何分崩离析，转变为在地化的松散政治集合体；黄河的反复溃堤又是如何带动社会民变，最终击垮元朝。
灾害按时间累积，于各地空间相互牵连；它撼动了经济活动，更加速了试图推翻政权的叛乱行为。正是在这样的气候与社会联动的历史动力下，才得以开拓跨学科合作的丰富可能，深入探讨从气候变化到人类情感等各类议题。而且，也正是刚亲身熬过一场划时代的Covid-19大流行的我们，才能从自身体验去理解这群熬过历史转换期人们的心情，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