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籍记载到现代变迁，鲸鱼在中国的奇幻旅程

从古籍记载到现代变迁，鲸鱼在中国的奇幻旅程

鲸鱼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记载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从古代文献中的"海中大鱼"到现代科学保护，鲸鱼在中国沿海的分布和保护状况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海洋生物学家王敏幹教授为我们详细解读了这一奇幻旅程。

古代文献中的鲸鱼记载

古代文献对鲸鱼有着丰富的记载。《竹书纪年》记载夏代帝王芒"东狩于海，获大鱼"；《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时代曾指派人用连弩射杀大型海鱼。《尔雅翼》记载鲸鱼是海中大鱼，能够横渡大海吞舟，出海则引发潮水翻涌。《汉书·五行志》也有关于鲸鱼的记载，特别提到北海（今渤海）曾出现过数只长达六丈长的巨大鱼山东搁浅。

在南齐、宋代等时期的《南齐书》和《宋史》里，也曾有鲸鱼搁浅的记录。福建漳浦盐场一带，曾经有巨大的海鱼搁浅，渔民割肉近百车，且在翻身时曾压住船只。明代的《海槎余录》详细记载了捕捉小鲸鱼的情况，描述了当地渔民如何通过小舟捕捉刚出生的幼鲸。此外，雷州府志、亷州府志等地方志中，也多次提到"海鳅"及"海䲡"这一名字，指代鲸鱼。根据这些史书记载，鲸鱼常出现在山东、福建、广东等地，其中山东青岛外海尤为频繁。

鲸鱼在中国文化中的象征意义

鲸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仅仅是捕杀的对象。在一些历史文献中，鲸鱼被视为"海龙翁"或"海公"，并且常被描述为具有神秘、庇护性质的生物。它们不仅是海洋的象征，还是某种自然力量的体现。在古代渔民的生活中，鲸鱼曾被视为能够解困的"神兽"，有祥瑞之意，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这些文化象征反映了人们对鲸鱼的敬畏以及与之共生的关系。《广东新语》记载大鱼性善良。渔民捞到大型鱼类的遗骸会送至庙宇供奉。他们相信大形水族有灵。所以很多我国和越南沿海的庙宇都存有鲸豚骨骼或其他大形鱼骨，供鲸豚学者研究的好机会。港澳近海庙宇多有鲸骨。展示了渔民敬重大形海洋生物的传统文化。

近现代鲸鱼数量的变化

20世纪初到中期，鲸鱼面临了严峻的捕猎压力。当时日本渔民在中国东北沿海设立捕鲸基地，大量捕杀了如长须鲸、蓝鲸、露脊鲸等多种鲸类。特别是在1949年之前，由于过度捕捞，许多鲸鱼种群数量急剧下降。上世纪50年代，中国也参与了鲸类捕捞，捕捉了一些长须鲸和小须鲸。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加入国际捕鲸委员会（IWC），禁止所有捕鲸活动，鲸鱼数量才逐渐开始回升。如鯷鲸, 座头鲸, 抹香鲸等近年有发现。

鲸鱼保护面临的挑战与建议

禁捕措施确实促进了鲸鱼种群的恢复。比如，2000前不久，我们发现了小须鲸、灰鲸等种类在中国水域的回归。但是依然存在很多挑战，一是环境污染和人类活动依然威胁着鲸鱼的栖息地。二是当时鲸鱼的近海栖息地逐渐被填海和工业发展所侵占，特别是我国的一些重要鲸鱼繁殖和育幼区，如黄海北部，当时正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压力。三是海上船只航行多了, 螺旋桨也会伤及或杀害鲸鱼。所以当时我在那篇文章里面提到，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加强对鲸类栖息地的保护，并开展系统的生态监测, 和加上船尾机罩、及在鲸出没水域减低航速。

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2001年，我国确实有一些针对鲸类地的保护措施，比如对鲸鱼的保护级别有明确的规定，将它们列为二级保护动物。但就实际执行而言，我认为，保护力度还是存在不足的。我们亟需设立专门的鲸鱼保护区，尤其是位于鲸类繁殖和觅食区的黄渤海、东海和南海等区域。通过设立季节性保护区，可以有效减少人类活动的干扰，并为鲸鱼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栖息环境。

跨国合作的重要性

鲸鱼是跨国迁徙的物种，它们的活动范围跨越多个国家和海域。比如，灰鲸和小须鲸的栖息地涉及中国、俄罗斯、朝鲜,日本等国，因此，单一国家的努力是有限的。加强与邻国，特别是俄罗斯、朝鲜和日本的合作，分享鲸类研究成果，协调保护措施，是非常必要的。所以当时我在文章中提到建议，建议可以通过区域性合作协议，推动建立国际性保护区，减少非法捕猎和环境污染的影响，确保鲸类的可持续生存。此外，随着航运业、渔业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一些重要的鲸类栖息地受到严重威胁，必须采取措施，保护这些关键区域的生态平衡。

公众参与保护的方式

公众可以从多个方面参与到鲸鱼保护中。举例来说，一是减少对海洋环境的污染，比如减少塑料使用，避免污染海洋（现在误食塑料垃圾带来的鲸豚等海洋生物的死亡案例不少）；其次，可以关注和支持海洋方面的保护信息，关注本身就是一种保护；可以参与相关的志愿者保护项目，也可以参与观鲸等活动，增加对鲸鱼保护的理解和支持；最后，减少对水产资源的过度捕捞，在购买海鲜时，选择可持续捕捞的海产品，这对鲸鱼和其他海洋生物的保护也是简介的、重要的。

未来展望

过去这些年来，在生态文明的理念下，越来越多的资源和努力都在投入，鲸类保护工作总体来看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我认为，也面临着不少挑战。尽管有些地区已经设立了保护区，但全国范围内，鲸鱼栖息地的保护仍显得零散，且海洋保护区的管理与执行力度不够。其次，由于对鲸类的研究起步较晚，现有的科研人员数量和科研的支持仍然短缺，特别是青年人员能参与到实地野外的机会不多。我希望看到有关方面可以考虑一个全国鲸类普查计划，鼓励支持沿海各省海洋研究机构开启每年定期调查鲸鱼的分布、种群数量、群体结构和个体健康状况。确保我国沿岸海域的鲸类群体数量健康稳定增长恢复到一定安全数量。

如果说建议，我认为首先要政府和企业加大科研支持力度，增强监测与保护的科学基础。需要更多的鲸类专家与学者，尤其是在物种分布、生态习性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二是可以推动地方性的海洋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我国部分适宜鲸鱼栖息的区域，如黄海北部、大连和山东半岛、广东红海湾、惠东、雷州半岛东西两岸，广西北部湾合浦山口湾、北海市以南外岛屿等水域地，应当考虑设立季节性鲸类保护区，集中保护这些区域的鲸类资源，并进行持续的监测和研究。三是发展可持续的、负责任的观鲸旅游。观鲸旅游不仅能够提升公众对鲸类的认知和保护意识，还能为当地带来经济收益，提升整个地方、社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只要确保合理规划和管理，观鲸旅游可以与鲸类保护形成良性循环；让地方政府和渔民可以从中获益，同时加强对鲸类的保护和监测。四是鼓励公众和企业参与支持鲸类科研工作。

专家简介
王敏幹教授（Prof.John MK Wong），中国香港海洋生物学家，卡塔尔环境与气候变化部海洋环境顾问，卡塔尔海湾地区鲸鲨保护中心执行主任，山东威海大学客座教授, 苏格兰罗伯特戈登大学荣誉教授。王敏幹是联合国环境署全球儒艮状况评估（2002, 2024）、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全球鲨鱼、魟鱼与银鲛现状》（2024）的共同作者，着有《中華白海豚，江豚及長江白鱀豚》（1997）、《卡塔尔海湾地区鲸鲨保护中心年度报告》（2023、2024）等，参与撰写了超过150篇学术论文。王敏幹拥有苏格兰阿伯丁的罗伯特戈登大学药学学士学位（B. Pharm.）和海洋环境科学荣誉博士学位（DSc）。自1966年获得潜水员认证以来，王敏幹便投身海洋保护事业，自1989年起，他积极推动全球范围内的海洋环境保护。他还是香港海洋保护协会的创始人及主席，也是中国海洋哺乳动物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曾深入研究包括印度太平洋座头鲸、白鱀豚、儒艮、斑海豹以及鲨鱼等物种。王敏幹长期致力于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哺乳动物研究以及海洋保护区的管理，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蓝色经济的发展‌。他在1993年成为首位在南极海底拍摄的中国香港科学家，这段经历让他对南极的生态环境有了深刻的理解，并见证了气候变化对极地生态的潜在威胁‌。作为香港海洋保护协会的领导人，王敏幹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积极呼吁设立香港海岸保护区，保护香港水域的独特生物资源。他特别关注海马和中华白海豚等濒危物种的保护，指出这些物种因过度捕捞和栖息地破坏而面临生存危机，并希望通过设立海岸保护区为它们提供栖息地‌。他还曾在2006年中国厦门的中华白海豚国际研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的鲸类保护”主题的主旨报告，详细探讨了中国鲸鱼的历史分布、人类活动的影响以及当前的保护措施和未来的挑战。

上图：王敏幹与鲸鲨并肩共游。王敏幹教授水下拍摄并测量鲸鲨的生殖器官，以研究该物种的繁殖。图源：RWSCC

视频：王敏幹教授在一次媒体访谈中介绍卡塔尔的鲸鲨保护。王敏幹的研究足迹遍布全球，包括中国、马来西亚和卡塔尔等地。他致力于鲸类和鲨鱼等海洋物种的野外研究，曾多次前往南极的乔治王岛、亚速尔群岛、斯瓦尔巴群岛、格林兰、加拿大等地开展考察。此外，他还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马尔代夫、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菲律宾以及北太平洋和印度洋等地展开了大量科研工作。作为一名资深的潜水员，王敏幹还深入研究了鲸鲨、大白鲨、巨口鲨、蝠鲼和𫚉鱼等物种的行为，为全球海洋保护事业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数据。他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多个国际期刊上发表，并且有些重要的著作被中国、德国和美国等国的出版社出版。自2019年起，王敏幹教授开始在卡塔尔及阿拉伯海湾地区开展海洋保护研究，重点关注海龟、鲸鲨、儒艮和鲸类等物种的保护工作。他撰写了《卡塔尔海洋资源保护与管理国家行动计划》和《卡塔尔海洋保护区提案》，倡议并协助卡国成立了卡塔尔海湾地区鲸鲨保护中心（RWSCC），为卡塔尔及整个海湾地区的海洋保护政策制定提供了政策与实体支持。王敏幹主编的《卡塔尔海湾地区鲸鲨保护中心2023年度报告》的封面。近年来，王敏幹领导着卡塔尔海湾地区鲸鲨保护中心，持续推动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鲸鲨保护。他参与了卡塔尔在国家海洋资源保护与管理行动计划方面的资源调查和政策建议，致力于保护鲸鲨、儒艮、海龟、海豚以及其他海洋迁徙物种。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促进海湾地区国家间在波斯湾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合作‌。

上图：《卡塔尔环境与气候变化部海洋野生动物发展部门2024年年度报告》封面。作者：John MK Wong，Charan Kumar Paidi, Shivani Pat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