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家族史：混乱的家族关系和谜一般的身世
希特勒的家族史：混乱的家族关系和谜一般的身世
希特勒的家族史充满了谜团和争议。从他祖父阿洛伊斯·希特勒的身世之谜，到其父亲的三段婚姻，再到希特勒本人的童年生活，这段历史不仅揭示了一个家族的兴衰，更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动荡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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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能有很好的体验，还可以有不一样的参与感，谢谢您的关注！
前言：
“我不了解我的家族史，在这方面我无知透顶。”
希特勒在“狼穴”元首总部中发表过无数段的独白，1942年8月，他在一段独白中承认，“我是完全没有家庭观念和家族意识的人，我对那个没兴趣。我属于我的人民。”
这位独裁者有理由对自己的家族历史不感兴趣，因为其中存在着一些黑点，
从希特勒20年代早期从政开始就引起过传闻和猜疑，后来又让历史学家颇伤脑筋。
截至现在，我们尚未弄清楚与希特勒出身有关的全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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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的改名事件
希特勒的家族史要追溯到
瓦尔德费尔特尔（Waldviertel）
它是下奥地利北部、临近波西米亚地区的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
1837年6月17日，在德勒斯海姆附近的斯托纳斯村，未婚的农家女子
玛格德·玛利亚·安娜·席克尔格鲁贝（MagdMariaAnnaSchicklgruber）
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
阿洛伊斯。
未婚生子倒不算什么——在当地这类事情很寻常，可是生孩子时她已经42岁了，在那个时代已经算年纪挺大的女人了。5年后她和来自史比塔尔的磨坊工人、50岁的
约翰·格奥尔格·西德勒（JohannGeorgHiedler）
结婚。
这对夫妻似乎生活贫苦，因为在玛利亚·安娜1847年离世之前，
她的私生子被约翰·格奥尔格的弟弟约翰·内普姆克（JohannNepomuk）领养了。
约翰·内普姆克居住在史比塔尔，是个富裕的农民。养父——他把自己的姓胡因特勒（Hüttler）写成西德勒（Hiedler）——对阿洛伊斯视同己出，阿洛伊斯在备受呵护的环境中与西德勒家的三个女儿一起长大，
先读了国民小学，后来又在维也纳学习制鞋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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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同样家庭出身和教育程度的年轻人来说，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贝在事业上取得了不同凡响的成功。
1855年将近19岁时，他决定放弃学习手艺，转而成为奥地利帝国的税务公务员。他接连得到提升，被视作勤奋和有责任感的楷模，1875年被提拔为布劳瑙的海关官员，一般来说只有高级中学毕业生才有资格获得这个职位。
一年之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
1876年6月初，约翰·内普姆克在三个证人的陪同下，出现在公证人
约瑟夫·潘科（JosefPenker），
离史比塔尔不远的小城——
维特拉
的办公室里，
他向公证人解释说，
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贝是他19年前去世的哥哥约翰·格奥尔格·西德勒的亲生儿子。
在公证人起草并有三个证人签字的记录中，西德勒的姓氏由希特勒取代，那个时代人们对姓氏的拼写并不是很讲究。
次日，德勒斯海姆教区牧师根据呈送上来的文件，更改了教堂记事簿中的登记条目，在始终空着的阿洛伊斯父亲的栏目中，填入格奥尔格·希特勒，划去席克尔格鲁贝这一姓氏，用“婚生子”代替了“非婚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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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迟来的认子和更改姓氏有诸多猜测。
如果约翰·格奥尔格·西德勒如第三帝国的官方说辞所言果真是阿洛伊斯的父亲，在1842年与玛利亚·安娜结婚之后没有立即认回儿子？为什么他反而让弟弟约翰·内普姆克抚养孩子？
是否如某些历史学家猜测的，约翰·内普姆克本人才是亲生父亲？证据是改姓的意愿明显来自内普姆克，而非阿洛伊斯本人。
可为什么他自己不承认是亲生父亲，却把多年前去世的兄长推出来？他是否想掩盖一起秘密的家庭丑闻呢？或者他想让自己为之骄傲的养子从此摆脱私生子的污点？
可是认子的时间太晚了，似乎又说不通，在此之前私生子的污点并没有影响阿洛伊斯的仕途。
有些证据表明，这个精明的老农民不想让自己的遗产被国家染指。
因为阿洛伊斯是主要继承人，如果官方承认他是约翰·内普姆克的侄子，他在继承遗产时可以少交一点遗产税。
不管怎么说，总之有一点可以确定，阿道夫·希特勒的祖父到底是谁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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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调侃说，这位日后的独裁者要求每个德国人出示雅利安出身证明，可从严格意义上说，他自己也没有出身证明，即使“元首”的官方家谱试图给世人相反的印象。
“令人奇怪的是”，1932年3月12日，希特勒与兴登堡竞争德国总统的第一轮选举的前一天，《巴伐利亚信使报》撰文说，
“能言善辩的阿道夫·希特勒，对他的祖先和家族姓氏的历史始终保持缄默。”
不久之前，《维也纳星期天和星期一报》用耸人听闻的大字标题披露，
希特勒的父亲原本姓席克尔格鲁贝，为了继承遗产才更改姓氏。
元首父亲的三段婚姻
有传闻说，希特勒可能有犹太血统，可是并没有得到证实。
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有此类传闻，后来又似乎得到了可信的证据：
汉斯·弗兰克（HansFrank），希特勒派往被占领国波兰的总督，1946年在纽伦堡被处决前撰写的回忆录中声称，
希特勒的亲生父亲是格拉茨城犹太商人弗兰肯贝格尔（Frankenberger），玛利亚·安娜·席克尔格鲁贝曾经在他家做过女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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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进一步的调查表明，那个时期不管在格拉茨还是整个施泰尔马克地区，都没有一个姓弗兰肯贝格尔的犹太家庭。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希特勒把犹太祖父的猜测当真或者感觉受到了威胁。
如果不是对希特勒后来的事业发展有积极的影响，我们大可以把
1876年的改名事件
仅仅看作一个奇怪的插曲。
“这是‘老先生’做得最让他称心满意的事情。”希特勒青年时期的朋友
奥古斯特·库比泽克（AugustKubizek）
回忆说，
“因为他觉得‘席克尔格鲁贝’这个姓太粗俗、太土气，写起来又麻烦又不实用，而‘西德勒’又太无趣和软弱。
‘希特勒’好听又令人印象深刻。
事实上我们的确怀疑，一个姓席克尔格鲁贝的人，是否还能给德国人“政界救世主”的印象。“席克尔格鲁贝万岁！”的口号只会让人觉得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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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洛伊斯·希特勒（AloisHitler）
，以后他一直叫这个名字，对外表现得像个廉洁的官员。
一个布劳瑙的同事把他形容成毫不通融的、死板执行公务的人，平时深居简出、少有交友。他在照片中仪表堂堂，身穿制服，纽扣擦得锃亮，腰佩闪亮的军刀。
可是他的私生活并不太安分。由于内心躁动，他从来不在一个地方久居，总是不断搬家。
这个貌似老实的男人在感情方面也不太可靠。
用当时的世俗观念和他所在社会阶层的标准来衡量，
他算是一个放浪不羁的男人。
他结过三次婚。1873年
，他在36岁时与
比自己年长14岁的官员女儿
安娜·格拉瑟尔（AnnaGlasl）
缔结第一次婚姻，7年之后离异，因为这位海关官员与19岁的酒吧女招待弗兰西斯卡（芳妮）·马策尔贝格尔（FranziskaMatzelberger）坠入爱河，在只有3000人口的小城布劳瑙，这种事情显然无法避人耳目。
1883年5月，第一位妻子去世一个月后，阿洛伊斯·希特勒与比自己年轻24岁的情人结婚，
此前两年，他们已经生下了一个私生子，并以父亲阿洛伊斯的名字命名。结婚两周后，她又生下了第二个孩子，女儿安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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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好景不长。同一年弗兰西斯卡·希特勒罹患当时常见的肺结核病。
就在她缠绵病榻之际，阿洛伊斯又和克拉拉·普策尔（KlaraP?lzl）有了关系，克拉拉曾经在希特勒家帮过佣，现在又帮忙教育两个孩子阿洛伊斯和安格拉。
恶魔降世
克拉拉·普策尔，1860年出生在史比塔尔，比阿洛伊斯足足小了23岁。
她出身于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名叫约翰·巴普提斯特·普策尔（JohannBaptistP?lzl），母亲约翰娜（Johanna）
正是阿洛伊斯·席克尔格鲁贝的养父，约翰·内普姆克·胡因特勒的女儿。
也就是说，按照1876年的《姻亲关系释义》，阿洛伊斯·希特勒和克拉拉·普策尔是表甥舅关系（如果内普姆克是阿洛伊斯的亲生父亲，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会更近一些）。1884年8月，当年仅23岁的芳妮去世时，克拉拉·普策尔已怀上了阿洛伊斯的骨血，
因此他们决定，不等丧期结束就举行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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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当地牧师以双方亲缘关系太近为由拒不同意他们的婚事。为此阿洛伊斯·希特勒向林茨的主教公署提交了豁免申请，经过一番周折之后，他如愿以偿了。
1885年1月7日这一对爱侣终于完婚了。
克拉拉·希特勒接连生了三个孩子，
1885年生下古斯塔夫，1886年生下伊达，1887年生下奥托。
三个孩子都夭折了，
即使在儿童死亡率很高的时代也属罕见的事情。
1889年4月20日18:30左右，
她在他们全家寄居的萨尔茨贝格郊区，219号波玛尔旅店的二楼
生下了第四个孩子
孩子在复活节星期一受洗，取名阿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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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孩子的母亲28岁，他的父亲51岁。
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童年生活缺乏真实可信的史料。
希特勒本人在《我的奋斗》第一章中描述的家庭生活，不过是精心炮制的半真半假的东西，
这个1923年在兰茨贝格监狱坐牢的叛乱者想借此粉饰自己，让自己登上大德意志新帝国的“元首”之位显得令人信服。
能够揭露希特勒真实的童年和青年生活的私人文件，在1933年被希特勒没收，并且在1945年4月，他在总理府地下室里自杀的几天前，让副官尤里乌斯·绍布（JuliusSchaub）销毁了。
所以大多数相关资料都是第二手的同时代的人的记录和回忆，后来被编辑成文。
以严格的眼光看，我们使用那些资料时务必要当心，因为它们受到了撰写者对阿道夫·希特勒，日后生活道路已有先入为主了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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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命运让我有幸生长在因河（Inn）畔的布劳瑙城（Braunau）”，希特勒在《我的奋斗》的开篇中写道，“这座小城恰好处于两个德意志国家的交界处，它赋予我们年轻人一个终生奋斗的使命——矢志不渝地实现两个国家的统一。”
实际上布劳瑙城在希特勒的童年时代中并不占重要的地位。
1892年，已经晋升为海关高级官员的父亲被调往德国边境一侧的帕绍城。
在帕绍生活的几年对希特勒的德语发音有影响，他终生保持着下巴伐利亚口音，
这也是20年代早期他在慕尼黑啤酒馆的煽动宣传能取得效果的部分原因。
《参考文献》
托马斯·曼（ThomasMann），《希特勒兄弟》1939年；
诺贝特·弗赖（NorbertFrei），《1945年与我们——德国人意识中的第三帝国》，1-8；
阿兰·布洛克（AlanBullock），《暴政的研究》，1951年，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