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隐秘到公开的女书传承
从隐秘到公开的女书传承
在湖南江永县流传的独特文字——女书，不仅是一种书写系统，更是一段历史，一种文化，一份情感寄托。
“每岁五月，各乡妇女，焚香膜拜，持歌扇同声高唱，以追悼之。其歌扇所书蝇头细字，似蒙古文，全县男子能识此种字者，余未之见。”
——《湖南各县调查笔记》
在倾诉中排解苦难
《中国女书—闺中奇迹》中有言：“女书是含悲蓄泪的苦情文学。”
封建时代下，当女性被不断边缘化，被剥夺了话语权、受教育权等社会活动权，江永女性开始使用女书创作自传、三朝书、哭嫁歌、寡妇歌等凄婉哀怨的作品。
（女书园三朝书原件，谢思远摄）
有倾诉姐姐远嫁的离情别恨：
姊呗茫茫不知过 妹在冷楼泪潸飘
自从前朝送出来 路在分离刀割心
有哭诉婆婆的虐待：
他家姐娘看不起 拿台将身不算人
一日吃的是清粥 又加清水来做汤
一家事情要我做 腹中不饱没精神
一餐一碗清粥水 饿得面像死人形
有控告丈夫的暴力摧残：
打得台身无处躲 悬梁自尽台愿当
悬梁身死三时久 郎叔救台转回魂
上身打得骨头断 下身打得血淋淋
字字血，声声泪，女书是江永女性诉愁泄愤的机会，是对命运不公的呐喊。
互相依靠的桥梁
在江永，同年生的两位女性可请示父母结为“老同”，共学女书，信件往来，共享悲喜。
现今已84岁的女书传承人何艳新对很多陈年往事都记不深切，然而谈及老同，她仍记得很多，“我九岁时结了个老同，叫陈丽君（近音），很漂亮，她家是地主成分，后来社会动荡父母兄弟都没了，两姐妹也失去踪迹，我再也没见过她。”
（访谈何艳新奶奶，张芷瑄摄）
何艳新还有一位由女书紧密连结的姐妹--女书传承人周惠娟。那时世人说“做官做府无资格，学堂之内无女人”，可周惠娟说“男儿有志在千里，娇娘岂可让须眉”。两人同为有骨气、有个性的江永女性。
当周惠娟经历老来丧子之痛，卧病不起，何艳新听闻，作下长篇女书劝解（节选）：
只怪阎王勾错簿 不该白头送黑头
是已分离阴司去 人死不能再复生
阴司不管阳间事 父母气死不知因
周慧娟收信后爬起回书：
得知我儿不好事 立刻打电来劝解
劝我千万要想开 又写女书长信到
件件样样仔细长 比方比理尽心劝
“要是没何艳新那封女书，我哪那么快走出来。”周惠娟至今仍保留那封劝解书。通过女书，江永女性能够联络感情，共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女性的自我节日
每逢斗牛节，江永女性齐聚，用女书表达节日的喜悦。
女书传承人周荆儿回想斗牛节的情景历历在目：“我们的斗牛节是农历四月初八。玩的好的姐妹们聚在一块，大家凑份子，你带南瓜我带芋，像野餐一样。我们一起跳舞、唱歌、做糍粑。这最初是男子的节日，后来我们女性也设立斗牛节，到现在只有我们的还在庆祝。”
（斗牛节做糍粑，李冠楠摄）
夏天最热的时候，未婚或新婚不久的女性还会相邀在阴凉的屋檐下或门道边一起纺纱、刺绣、唱女书歌，这叫“吹凉节”。此外还有贺三朝、花山庙会与娘娘庙会等，女书吟诵是其中的必备环节。
在这些节日中，女书是一种情感的传递。
“没有女书不会有我现在的生活。”
80后女书传承人胡淑珍是浦尾村村民，江永女书园的讲解员。她记得幼时家里没有风扇，母亲她们会三五个人坐一起乘凉，边做女红边唱女歌，这是她对女书的初印象。
潜移默化的熏陶下，胡淑珍延续了女书故事。 “我结婚之后就开始学习女书文字，因为那时候小孩还小，我就去女书园上班，既有时间带小孩，还能做我喜欢的工作。”
但随时代变迁，女性走入学校让女书作为女性密语的意义丧失，越来越少人学女书这门语言。
2006年5月20日，“江永女书”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相比以前女性用女书书信往来交流，女书传承人承载了延续女书的使命。女书传承人胡淑珍道，“我觉得女书对我最大的改变是，带我走出去，让我接触不同的人，领略了很多在家乡学不到的文化。”
讲解工作之余，胡淑珍会教来女书园的游客女书写法与唱女歌，空闲时还在手帕和扇子上作书售卖。
（访谈胡淑珍，李冠楠拍摄）
90后胡思婷是最年轻的女书传承人，从小就喜欢女书。对她来说，女书寄托了她对已故外婆的思念。从初一开始学书写和刺绣到暑假做女书讲解志愿者，从售票员、讲解员、副馆⻓到馆⻓，胡思婷付出了无数日日夜夜。
“我记得堂姐胡欣（省级女书传承人）的一句话：‘女书代代传承，但我运气更好些，碰上了好时代’。”借着新时代的优势，胡欣开始携女书从村子走向世界，去往日本、瑞士、法国等，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女性独立自主的形象。甚至如今，女书已经在“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上被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国贵宾。
女书在由内转外的过程中迎来了机遇，也面临着新时代的挑战。
”妥协”还是“反抗”
2023年4月份，年轻的女书传承人胡欣遭受了一场质疑。在社交平台上，胡欣用女书写下 “耀眼的他”。一经发布便引起了热议，评论区纷纷质问为什么要用女书写“他”而不是“她”。
（胡欣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图片以及评论区，素材来源于网络）
同一年，本土女书研究者黄先生（化名）也因在他2014年写作的文章前言中感谢了对女书发展提供帮助的父辈激起了网民的不满，一致要求他更改为母辈。
这一桩桩围绕着女书的性别争议揭示了一个现象:女书和中国女性主义交汇了。这吸引了海内外的女性主义者奔赴江永，探寻女书与女性主义的关联。
（从全球各地前来参加培训班的女书爱好者，张芷瑄拍摄）
香港大学大三学生叶同学（化名）扛着一台相机，和朋友们来到江永记录女书和她背后的女性力量。“我粗浅的知道她(女书)和女性主义相关，至少在网络上是这样的”。然而来到江永几日之后 ，她对女书的印象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叶同学回忆自己满怀期待地来到女书博物馆，然而当讲解员指着墙上飘逸的文字，形容她们为“像女性一样婀娜多姿”时，她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那是一个很本质主义的描述，这显然跟女性主义是不符的”。
与此同时，对女性主义十分感兴趣的美籍华人胡莹莹（化名）也来到江永，参加一年一度的女书暑期培训班。在课上，女书传承老师教学员吟唱《训女词》和《金坨女》。当她看到“一切尊重夫之言”和“嘱嫂回家服侍爷，服侍哥哥要细心”时，她震惊的久久不能回过神来。她惊诧于一种充斥着女性力量的文字被用来书写压迫女性的规训，同时愤愤这般过时的思想居然还在被传授。这显然与她所期待的女性主义背道而驰。“我甚至开始思考，女书究竟是一种反抗还是妥协”。
然而当被问到女书还是不是女性主义时，叶同学和胡莹莹又不假思索地表示了肯定，“也许当初发明女书的人并不是女性义者，也无意反抗任何东西，但是不可否认她做了一件无比女性主义的事。”
女书在女性主义者的寄托中迎来了她传承的机遇，通过“中国本土女性主义符号”的名称登上了更大的舞台，然而在这过程中却又因文本内容的不适性引来了争议，如胡思婷所说“现在女书就十几个传承人，每天的接待实在太多了，我们也想创新。”
女书如何迎合时代，走向创新是当下每一个对女书感兴趣的人应该思考的问题。
本文原文来自中国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