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斯的“悲歌”，困在社会化再生产中的白人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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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斯的“悲歌”，困在社会化再生产中的白人工人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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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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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7月17日，詹姆斯·戴维·万斯宣布接受提名，正式成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竞选搭档。万斯的提名继特朗普遇刺之后，成为又一轮舆论中心。

（图源：bloomberg）

万斯之前没有政治经验，且只担任了17个月的参议员，看上去完全没有资格成为副总统候选人。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他的资格就是“能够表达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痛苦”。

他的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展示了美国“锈带”社会、地区和阶层衰落之下，会给一生下来就深陷其中的白人工人阶级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本书出版于2016年，正是特朗普竞选之时，《纽约时报》称它为“帮助理解特朗普获胜的六本最佳书籍之一”。

为什么美国白人工人阶级无法跨越阶层？为何福利制度和教育普及没有改变社会的阶级结构？

同样出身于工人阶级，在英格兰现已衰败的工业腹地长大的保罗·威利斯，面对类似的情况，却得出了与万斯截然不同的著述和结论。

在工人阶级研究经典《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一书中，保罗·威利斯研究了这一现象，认为工人们在把自己变成政治社会对象、把自己定位成“中产阶级文化”的“外人”的过程中，再生产了自己。

尽管《学做工》一书讲的是发生在英国的事，但是这本书对于我们了解美国现状亦有重大贡献。威利斯只身与在校学生相处，以人类学家敏锐的眼光捕捉社会底层生活，同时具备了一流社会理论家的远见卓识。

裹挟在社会化再生产里的白人工人阶级

万斯出身于“铁锈”地带，那里充斥着贫穷、苦难和吸毒成瘾。他由祖父母抚养长大，并一步步地读高中，加入海军陆战队，考上俄亥俄州立大学、耶鲁大学法学院，再到硅谷投资人，如今被特朗普“破格提拔”为竞选搭档，尚不满40周岁，堪称“美国梦的化身”。

万斯在《乡下人的悲歌》一书中，除了自述逆袭经历外，更描绘了美国肯塔基州东部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生存现状。这些白人工人，在美国人的称呼中，是“乡下人”（hillbilliy），“乡巴佬”（redneck），或者是“白色垃圾”（white trash）。在英国，据威利斯在《学做工》中大篇幅介绍，这些工人则被称为“家伙们”（lads）。

位于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的伯利恒钢铁公司生锈的钢堆，该公司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制造商之一。然而，1982 年，伯利恒钢铁公司暂停了大部分生产活动。该公司于2001年申请破产，并于2003年解散。（图源：wikipedia）

在书中，万斯展现了当地底层社会的粗暴文化、低下的道德标准、懒惰等一些劣根性。他也曾表露出，如果坠落或陷入困境，很大程度上是这人自己的问题。比如他说，太多的年轻人对努力工作并不感冒，而好的工作岗位却总是找不到人。嘴上说努力工作很重要，却在每次轮班时摸鱼，身上就缺少一种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自己对自己的生活掌控很少，总是想要责怪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

宾夕法尼亚州阿什利的 Huber 破碎机是北美最大的无烟煤破碎机之一；它于 1930 年代开业，于 1970 年代关闭。（图源：wikipedia）

这种观点不独万斯一人持有。美国教育“再生产”理论发言人鲍尔斯和金蒂斯就解释了，为何人们相信，没能提升阶级地位的人应该责备自己，而不是其他人。他们认为这要溯源到最基本的教育问题。在他们看来，学校是被资本赋予重任的机构，任务是为工业秩序再生产劳动力；公共教育的目标是为不同层次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生产不同的工人。

有些学校培养经理人；有些培养技师和专业人员；大多数则为工厂和大型企业提供产业工人和办公室文员。除少数例外，学校的课程设置、权力关系和教室生活其实都是在说服工人阶级和贫困人口，使他们相信他们注定要留在社会底层。即使有少数人“成功”跻身技术或管理层，能够获得高度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也是少之又少。

（图源：allthatsinteresting.com）

“逆袭成功”的万斯就是那个少之又少的人。万斯曾严厉批评特朗普，并声称“特朗普是文化海洛因”。从曾经的蓝领吟游诗人和自称“永不特朗普”的保守派，到如今强硬的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忠诚者和前总统的顽强捍卫者，万斯的政治立场随着他摇身变为精英阶层而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在此之前，美国的教育家劳伦斯·克雷明认为，全民教育是实现公平梦想的关键所在。万斯的这本书呈现了一个撕裂的美国，表明这一美好的期望并未实现。

无论是工业繁荣期还是衰落期，底层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命运从未改变，都裹挟在社会化再生产中，很少有人能逃离父辈的命运。

为什么白人工人阶级的孩子很难跨越阶层？

威利斯批评了上文新激进主义学者过于简单的方法论和理论假设。通过强调那些教育控制对象中形成的“反文化”的重要性，他提出，正是那些“家伙们”自身的活动和意识发展把他们自己再生产为工人阶级。

《学做工》作者保罗·威利斯（图源：mau.se）

威利斯借助仔细的田野调查方法，用翔实的证据反驳了激进主义批评的控制论。他发现，工人阶级的“家伙们”创造了反抗学校知识的文化。万斯回忆道，他少年时觉得成绩好是一种女性化的特质，而男子汉气概代表力量、勇气、乐意打架，以及后来赢得女孩子的芳心。所以成绩好的男孩被叫做“娘娘腔”或“同性恋”。这一现象同样发生在德累斯郡的少年身上。更准确地说，逃课、反文化和抵抗学校课程的再生产，最终带来了具有反讽意味的结果：这些“家伙们”使自己丧失了从事中产阶级工作的资格。

（图源：pixabay）

他们没有学到中产阶级的技能，这些技能需要忠实服从“三R”原则（使他们适应工作的训练）方能掌握。恰恰相反，这些学生把自己变成叛逆的、“缺乏教养”的工人，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从事没有技术含量或者技术含量很低的体力劳动。

威利斯取得了一个难得的综合。他坚持社会分析要考虑学校社会关系的文化、主观层次，观察那些日常生活中最微小的细节，因此而得出了一个更具说服力的学校再生产劳动力的理论。他观察日常关系，研究工人阶级子弟在抵制教学目的和社会再生产机制的同时使自己成为工人阶级一分子的种种状况，从而展示了学校内对峙文化的结果，即把自己变成工人阶级的一分子。

工人阶级子弟并不像鲍尔斯、金蒂斯和其他激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完全是资本主义工厂的炮灰。这些孩子具有真正的反抗意识，但他们在制造政治社会对立者的同时也把自己再塑成产业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