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期间，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团军”
国民革命军二次北伐期间，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团军”
在近现代军事历史上，随着参战军队规模的越来越大，逐渐在“军”级以上有了集团军、方面军和军团、兵团等编制，二战中的日本还别出心裁有了“总军”的编制。在这些军以上建制中，民国时期从小到达的正确排序应该是：军团、集团军、方面军，其中集团军的建制首次出现于1928年，并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广泛使用，当年共编组了40个集团军，黄埔系军队占到17个。
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最大的集团军编制，其实出现在国民党“二次北伐”期间。1928年2月15日，复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在徐州誓师进行二次北伐，在之前第一期的北伐战争中，国民党军队以黄埔系军队、粤军、桂军、湘军为主，击溃了长江以南的吴佩孚和孙传芳两个北洋军阀主力，但因内部的宁汉分裂和蒋介石被迫下野，进军华北统一全国的进程暂时中断。而“二次北伐”的重点是打击和消灭盘踞在华北及平津一线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及基本脱离奉系的山东军阀张宗昌与孙传芳残部组成的“直鲁联军”，同时它与第一期北伐的重要区别是，阎锡山晋绥军和冯玉祥西北军也加入到国民党阵营。
蒋介石的在徐州行辕发布的誓词口号是：“党国兴亡，主义成败，人民祸福，同志荣辱，在此一战”，同时将所有名义上属于国民党阵营的部队进行整编，以黄埔系为主的部队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兼总司令（何应钦被解除军权，出任北伐军代总参谋长）；冯玉祥的西北军改编为第二集团军，阎锡山的晋绥军改编为第三集团军，李宗仁的桂系军队被改编为第四集团军（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其他不属于上述四个集团军的部队，统由国民政府直辖，实际也听命于蒋介石。
此时四个集团军各自的兵力规模是：第一集团军下辖刘峙的第1军团、陈调元第2军团、贺耀祖第3军团和方振武第4军团，拥有18个军的番号共29万余人，作战目标是沿津浦路北上攻取济南和天津；第二集团军则下辖孙良诚第1方面军、孙连仲第2方面军、刘镇华第8方面军和鹿钟麟第9方面军，总计有25个军的番号共31万余人，作战目标是以由京汉路北上夺取北洋政府的统治中心，而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只有11个军15万人，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有16个军约24万余人，四个集团军共计拥有百万大军。
可以看出，实际上在二次北伐之初冯玉祥集团军的兵力最多，尽管所部成分较杂，但毕竟都在第二集团军的指挥之下；蒋介石的黄埔嫡系只有第一集团军的第1军团，也还没有壮大到后来的程度，但双方兵力差距很小，蒋介石也深感西北军实力对自己构成严重的威胁，开始预做布置。
1928年6月，自知大势已去的张作霖逃离北京返回老巢奉天，奉军主力开始向关外撤退，而张宗昌和孙传芳的直鲁联军则被彻底击败，残部缴械，二次北伐取得决定性胜利。蒋介石故意不让距离平津最近的冯玉祥第二集团军进入两个大城市，以免掌握富庶的京津地区从而进一步壮大，反而将“京津警备总司令”的职务给了阎锡山，造成冯阎之间亦出现矛盾。
1928年底东北的张学良宣布易帜，国民党完成了形式上的国家统一，蒋介石随即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召开编遣会议，意图通过裁军削弱其他三个集团军的军事实力，遭到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的强烈抵制，国民党新军阀内部矛盾开始加剧，在蒋介石的拉拢下，冯玉祥重要部属韩复榘、石友三两部于1929年5月宣布脱离西北军系统，此消彼长，蒋介石的部队数量首次超过冯玉祥。
同年“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联合湘军和粤军打垮了李宗仁第四集团军的桂系部队，李白黄下野避往香港，这两次事件让冯玉祥和阎锡山倍感紧张，深知即将成为蒋介石“削藩”的下一个目标，于是再度联合起来抵抗蒋介石的步步紧逼，此时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仅有29万人马，而在韩复榘和石友三倒戈后，再加上打败桂军后收降纳叛，蒋介石第一集团军的兵力达到60万之众，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集团军”。
1930年3月14日，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共57位将领发出通电，公推阎锡山出任“中华民国陆海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宣布武装讨蒋，其中李宗仁和白崇禧是利用俞作柏的反蒋失败重掌桂系军权。蒋介石随即操纵南京政府开除阎锡山党籍并予以“通缉”，调动第一集团军部队开始进攻，于是民国历史上著名的“中原大战”爆发，战争打响之后，双方开始使用“方面军”和“路军”的作战序列，集团军的番号被废止。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再度恢复了集团军这一战时编制，在全国范围内先后编组了40个集团军，但兵力一般只下辖几个军10万人枪左右，与1928年的集团军兵力总数已不可同日而语，比如中央军王耀武的第24集团军，尽管下辖第73军、第74军、第100军等嫡系精锐，兵力也不过11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