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斯·迪克斯坦：大萧条时期，无数的痛苦、贫困和失业都是不可见的
莫里斯·迪克斯坦：大萧条时期，无数的痛苦、贫困和失业都是不可见的
大萧条开始时，不少人欢呼：资本主义的崩溃，将产生“一种新的力量感”。而时任美国总统胡佛则向公众保证：经济“基本良好”，繁荣“指日可待”。大萧条并非插曲，所有的幻觉都被失业、饥饿和恐惧击碎。诗人史蒂文斯在《秩序的观念》写道：“有一天华尔兹/不再是欲望的模式，/揭示欲望的模式，没有了影子。/那么多华尔兹都结束了。”
文化史一般被看作温和的历史，探讨的是裂缝之中的东西：感性、道德情感、梦想、关系，都是很难客观化的元素。本书关注的话题既具体——一个时代的文学和电影，它们讲述的故事、传达的恐惧和希望——又抽象——这个历史时刻的风貌、氛围和感觉。我们大多数人自以为了解1930年代。它那标志性的印象仍在我们眼前：推着手推车卖苹果的人，住在简陋小屋的佃农，长途跋涉在干旱的大地上、身后尘土飞扬的一家子。像1960年代一样，1930年代不仅是历史，也是神话和传奇。
直到今天，这个时代对我们而言仍然是经济危机的代名词，也是萧条可能会卷土重来的历史记号。自那时以来，每一次严重的经济逆转都会引发与1930年代的可怕对照。当然，它并不是第一场经济萧条。19世纪经济史上有过多次“恐慌”事件：1873年大恐慌，1893—1894年大恐慌，“恐慌”这个词即暗示了来势汹汹、传染性强、非理性的焦虑。但是当1987年秋天股市大跌，人们想起的是1929年大崩溃，而不是1907年的银行挤兑。
始于1989年的那次漫长而棘手的经济衰退使很多美国人丢了工作，希望渺茫，也终结了老布什的总统任期，在此期间大萧条一直是无法言喻的恐惧。到了2007年，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大面积抵押贷款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给银行和投资公司造成巨大压力，这时相似的担忧又出现了。2008年信贷市场爆发危机，金融系统几乎全线崩溃，由此引发了对大萧条及新政各方面的新兴趣。
但这些问题不是在2007—2008年才出现的。在那之前的几十年里，我们就已经历了美国工业的萎缩，看到了美国生活蕴含无限可能这种观念的衰落。然而，我的主旨是心理学及个体意义上的，并非严格的经济视角：不是失业，而是伴随经济下滑的心态。我写此书的目的是探讨文化在反映和影响人们如何理解他们的生活、如何应对社会及经济问题上所起的作用。
大萧条的时代氛围不仅来自困难时期和一场即将到来的世界危机，而且取决于很多为人们鼓劲，或者使他们清醒地面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而做的非凡的努力。这个十年尽管经济是薄弱的，却创造出了富有大众想象力和犀利社会批评的充满活力的文化。这是大萧条文化分裂的个性：一方面，尽力克服前所未有的经济灾难，对其做出分析和解释；另一方面需要逃离，创造艺术和娱乐作品转移大众的注意力，最终以另一种方式与困难和解。看看这个文化分裂的两个方面，可以发现它们是紧密联系着的。
得益于20世纪早期技术创造的新媒体，30年代成了美国大众文化的转折点。无线电在1920年代后期成倍增长。到30年代初已基本普及，用共同的焦虑还有消遣将相距甚远的听众凝聚在一起。摄影技术、摄影报道，以及新闻短片通过黑白分明的图像传达了即使是伟大的播音员——西班牙内战中的H.V.卡滕伯恩、伦敦陷落时的爱德华·R.默罗、火星世界时期的奥逊·威尔斯——也无法传达的讯息。这也是见证了好莱坞片场制度和美国有声电影经典风格确立的时代。30年代的伟大电影类型——黑帮电影、恐怖片、神经喜剧、歌舞片、公路片、社会剧、卡通片——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逐渐主导了美国电影业。值得一提的是，它们今天还在影响电影的制作方式，而那些老片本身仍然是怀旧或致敬的对象。
电影《公民凯恩》
随着大萧条持续进行，很少再有人相信倒霉的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的保证：他们发现经济并非“基本良好”，繁荣并非“指日可待”。尽管公众对其印象不佳，但胡佛本人是个改革派，他在处理大萧条问题时推行的进步政策实际上为新政铺平了道路。他绝对不冷漠，但他冷淡的举止缺乏同理心。他没能采取必要的措施提高人民的士气，而且拒绝干预经济的重要领域，例如创造就业机会。大萧条不仅是暂时的挫折：虽然这个词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危机而造的，但它对于美国梦，对人们深切感受到的美国生活的许诺，似乎是一种背叛。随着个人主义的失落，一些集体主义形式，包括苏联模式，开始受到美国知识分子的青睐，其中一些人自1917年革命以来就倾心于俄国的实验。
然而，这种经济困境也催生了一种远比马克思主义或怀旧的农耕思想更普遍的集体感。对地区文化和民间传统的兴趣日渐高涨。关注大众文化的康斯坦斯·鲁尔克发掘出很多故事和传说，研究了美国幽默的根源；像佐拉·尼尔·赫斯顿这样的人类学家记录了偏远小镇行将消失的民风民俗；鲁思·本尼迪克特1934年出版的《文化模式》，以及玛格丽特·米德研究萨摩亚群岛及新几内亚的儿童成长之作，都成了畅销书；音乐学家如查尔斯·西格、约翰与艾伦·洛马克斯父子带着简单的录音机四处旅行，挖掘出一座民间音乐的宝库，收集了很多曾经在监狱、在服劳役的苦工之间、在闭塞的乡村传唱的歌谣。不过，30年代也见证了一种新型大众文化的重要发展：偏重全国性而不是地区性，以技术为支持，在一个仍然相对孤立于世界的国家创造新的习俗。
一群有天分的摄影师创造了大量令人难忘的图片，它们将永远与困难时期联系在一起：城乡贫困人口、领救济的队伍、无家可归者、住在城郊胡佛村的家庭、南方做苦工的囚犯，以及憔悴而不失尊严的佃农。尘暴时期史诗般的场景是我们对农村之贫困和自然之荒凉的一种永久印象。我们对逆境中的人类精神的很多了解，仍然可以从多萝西娅·兰格的《迁徙的母亲》中得到印证。这张摄于1936年的著名照片上，一位妇女眉头紧锁，显出与其说是苦恼，不如说沉郁而茫然的表情。两个孩子背对着镜头，依偎着她的肩膀，她托着下巴的枯瘦的手仿佛是从某个支架延伸过来，支撑着头部。像兰格其他照片中的移民一样，她瘦得皮包骨头，仿佛一串相交的线条。她愁容满面但隐忍而独立，直击我们的人性，却没有祈求同情。然而那里面有种窘迫、困顿、走投无路的神情。
《迁徙的母亲》照片
正如我们今天回顾时发现，大萧条文化充满反差。30年代的“风貌”一方面体现在新建的克莱斯勒大厦“装饰艺术”风格的流畅线条、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以及阿斯泰尔和罗杰斯主演的歌舞片，譬如《礼帽》《摇摆乐时代》和《我们跳个舞吧》之中；另一方面体现在兰格、沃克·埃文斯、玛丽昂·波斯特·沃尔科特、拉塞尔·李、阿瑟·罗思坦和本·沙恩等人为农业安全局（FSA）的罗伊·斯特赖克摄影部拍摄的作品里，这些作品旨在将不可想象的农村贫困状况呈现给美国大众。如果说农业安全局的照片以最人性化的方式为我们提供大萧条的自然主义艺术，阿斯泰尔歌舞片则铺陈了一个精致优雅的世界，其中大萧条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传闻。但是，这两者同时都是这一时期的特征。
奇怪的是，大萧条这一侧面对后世而言比对当时的人更有意义。威廉·斯托特在他的精细之作《纪实表达与30年代美国》中描述了政府、商界领袖，甚至经济学家如何在大萧条初期抑制传播或美化不良现实。一直到《财富》杂志1932年9月发表文章《没人挨饿》，当局的报纸、杂志和广播节目都还在淡化或忽视大萧条，并像胡佛本人一样，用一切照旧的措辞来形容全国。很长时间里，大萧条都没有得到充分报道；它有违自由放任的乐观精神，这一普遍的信仰主张资本主义体系可以自我修复，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曾卷土重来。
这种实质上对坏消息的封锁促进了纪实运动、激进新闻主义，以及像金·维多的田园寓言《民以食为天》（1934）这样的独立电影，该电影展现了一个俄国模式的集体农庄，其中旧式的美国个人主义让位于乌托邦的集体意识。几年后，基调明快的《生活》杂志——1936年创刊，定位是新闻摄影纪实杂志——抱怨“萧条期很难察觉到，因为是没在发生的事，没在进行的交易”。毋庸置疑，对于其金牌摄影师玛格丽特·伯克怀特1936年和1937年拍的关于农村惨状的令人反胃的照片，《生活》一张也没有公布。这些照片出现在她和厄斯金·考德威尔合著的《你见过他们的样子》一书里，带有责备语气的标题提醒我们，除了那些去关心、关注它们的人，无数的痛苦、贫困和失业都是不可见的。在1937年1月20日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中，罗斯福这样描述：
我看到成千上万个家庭试图依靠微薄的收入生活，每一天对他们来说都是折磨。
我看到千百万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人，他们的生活状态对半个世纪以前的所谓文明社会来说都是不体面的。
我看到千百万人被剥夺了教育、娱乐，以及改善他们的命运和他们孩子的命运的机会。
我看到千百万人没有购买农具和工业产品的资金，由于他们的贫困，不能给其他千百万人提供工作或效益。
我看到全国三分之一的人口住不好，穿不暖，吃不饱。
大萧条时代的街头景象
试图领会30年代的基本精神仿佛是个毫无希望的任务。一个时代如何能同时产生伍迪·格思里和鲁迪·瓦利、纽约无线电城火箭女郎的大腿舞和向加州牧场艰难跋涉的俄克拉何马流民？对于记者尤金·莱昂斯1941年畅销书的读者来说，这是个“红色十年”。沃伦·萨斯曼和洛伦·巴里茨等修正主义历史学家通过引起人们对中产阶级保守心脏地带的注意来反击，其中既有这个群体深刻的经济恐惧，也包括他们在体育、神秘小说、自我提升和大众娱乐方面的兴趣。
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如丹尼尔·阿伦、詹姆斯·B.吉尔伯特和理查德·佩尔斯专注于30年代思想史，用可以追溯到战前社会主义和进步主义的术语来分析当时的激进主义。其他作家——属于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的畅销作品《大繁荣时代》（1931）和《大衰退时代》（1940），或者罗伯特与海伦·梅里尔·林德的《米德尔敦》（1929）和《变迁中的米德尔敦》（1937）的大众传统——则聚焦日常生活的社会史。还有一些人（比如撰写三卷本《罗斯福时代》的小阿瑟·施莱辛格）围绕新政的管理与政治史，以及罗斯福这个传奇人物本人，其主导性的存在成了神话般的力量。
最近，女性主义学者开始强调女性作家将性别问题、家庭历史，以及深切的个人感怀写进社会小说或新闻报道这一举动被忽略的意义。激进派学者孜孜不倦地挖掘30年代的无产阶级作品，探讨人民阵线文化，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这些作品遭到了不公正的埋没，但也是因为他们认同其政治立场。我在本书中关注一些极其复杂、有生命力的作品所反映的时代面貌，这些文学、电影、音乐和照片既为它们的时代言说，也在和今天的我们对话。
1950年代末我上大学的时候，30年代对我们来说是个遥远模糊的黄金时代，当时的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让文学站在穷苦和一无所有的人一边。30年代在我们眼里之所以能成为神话，是因为我们几乎没有读过那时候的东西（其中大部分早已绝版）。不过我们设法弄到了保罗·罗伯逊、伍迪·格思里，甚至还有红军合唱团的唱片，这些对夸夸其谈的革命派来说都是刺激品。我们在50年代无聊而压抑的政治文化前却步，满怀期待地将目光转向30年代那激动人心、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的思想氛围。
很多年后，我终于着手研究30年代的一些思想论争，它们的激进我曾远远地膜拜过，此时的我却对其中许多宗派论战的残暴感到震惊；参与者似乎更关心各自学说的纯洁性，而不是促进任何真正的社会变革。尽管他们的思辨富有智慧，斯大林主义者、托派分子，以及其他左派似乎对自由思想坐视不理；他们的作品充斥着个人强权和教条主义的意味。然而，这也是一个作家和摄影师热切追踪美国生活阴暗面的时期：移民、贫民区和陋巷的艰辛生活、美国梦的破灭，还有最重要的，富足中持续存在的贫困和不平等——一个早期美国文学中无与匹敌的主题。
揭露贫困一直是1890年代自然主义作家的一个重要主题。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更早的时候，在赫尔曼·梅尔维尔一些鲜为人知的作品，以及背景设在混乱的黑社会、有关“都市怪谈”的情节离奇的大众文学中。1890年代，雅各布·里斯划时代性的纪实揭丑作品《另一半人怎样生活》（1890）的标题可谓对这一热点的概括。
同一年，威廉·迪恩·豪威尔斯出版了一部研究纽约阶级与社会斗争的重要虚构作品——《新财富的危害》。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最佳意义上的社会观光客，对大城市中贫困与富足的共存充满好奇。豪威尔斯从波士顿搬到纽约这个更富有生气的现代城市居住。里斯是丹麦移民，做了记者，跟随警察突袭纽约最危险的街区，例如臭名昭著的五点区。他自学摄影，运用新的闪光技术在黑暗拥挤的房间和潮湿的地下室里拍照，经常吓到那些倒霉的抓拍对象，一次疏忽，竟使他们的寓所着了火。他用这些粗糙但有力的照片进行幻灯片讲座——可能影响了包括斯蒂芬·克莱恩在内的一些作家——也就此创作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另一半人怎样生活》，预示了1930年代非常重要的社会新闻报道文类。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故事就此开始了，一个移民城市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是一个充满动荡的社会大熔炉，那是一个令1930年代作家记忆深刻的时代。
《在黑暗中舞蹈：美国大萧条文化史》
[美]莫里斯·迪克斯坦 著
彭贵菊 郑小倩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莫里斯·迪克斯坦（Morris Dickstein，1940—2021），美国文学学者、文化历史学家、散文家和书评家。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英语荣誉特聘教授。代表作有《伊甸园之门：六十年代的美国文化》《神庙中的豹：美国小说的转变（1945—1970）》等。
本书为美国文学学者、文化史学家莫里斯·迪克斯坦的重要著作，探索了1930年代深陷大萧条的美国的焦虑与希望、绝望与惊人的乐观，回顾了整整一代表演者、艺术家和作家的故事，展示了一个丰富、全景式的文化如何既揭露又有助于缓解国家创伤。
尽管经济上贫困，但这个时代创造了一个在生产流行幻想和尖锐社会批评方面富有活力的文化。这就是大萧条文化的双重人格：一方面，努力应对前所未有的经济灾难，解释和解读它；另一方面，提供逃避之所，创造艺术和娱乐来分散人们的烦恼——这最终是另一种与之和解的方式。正如迪克斯坦彻底转变了我们对大萧条文学的理解一样，他打破了1930年代的音乐剧和电影仅仅是逃避现实这一流行误解，提出，百老汇和好莱坞的悲喜剧世界保留了一种光辉和活力，成为抵御社会苦难的堡垒。
迪克斯坦从对大萧条时期重要文学、电影、戏剧、摄影、音乐、设计作品的分析切入，以诗意的方式展示了艺术在彼时美国社会结构中的不可或缺。这部辉煌的著作是对美国最杰出艺术时期之一的重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