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晚清到五四：知识分子为何开始瞧不起自己？
从晚清到五四：知识分子为何开始瞧不起自己？
从晚清到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怎样的自我边缘化过程？为什么知识分子开始瞧不起自己？这些问题在王汎森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一书中得到了深入探讨。本文将带你重返那个思想激荡的时代，了解知识分子地位变迁的历史脉络。
晚清：无用的"士"
在晚清时期，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经历了剧烈变化。这一时期出现了两种重要观点：一是"四民皆士"的新观念，二是"规范知识"与"自然知识"的对立。
随着西方科技知识的涌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视应用性知识技能。他们认为，长期以来被视为末流的"百工"，应该与传统的士所追求的知识相平等。这种观点打破了传统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认为所有人民都应该受教育。
曾国藩曾说："西人学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这反映了"四民皆士"的思想。梁启超则更进一步指出："士者，学子之称，夫人而知也，然农有农之士，工有工之士，商有商之士，兵有兵之士。"
然而，这种观点在当时并不被所有人接受。王闿运就认为四民皆读书是危险而要不得的事。严复则在《救亡决论》中以是否"有用"来决定"士"的地位，称士"为游手之民"，"固民之蠹也"。
1905年废科举是"自然知识"与"规范知识"的决裂点。废科举使得仕、学合一的传统中断，对某些人来说是解放，但对大部分的读书人而言，是逼使"士"成为一个漂浮的阶层。
五四："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
进入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再次发生重大变化。劳工神圣、劳动神圣、劳心与劳力之结合等观点开始流行。这种思想主要受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的影响，随着俄国大革命的成功而更活跃。
顾颉刚在纪念王国维的文章中提出："我们应当造成一种风气，把学者脱离士大夫阶级而归入工人阶级。"他认为学术研究像是工人做工，学者们应该像土木工、雕刻工、农夫、织女一样，凭自己的能力创造新事物。
这种观点在当时非常流行，许多知识分子都表示"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与此同时，胡适、傅斯年等文化精英主义者则坚持知识分子作为社会重心的重要性，认为现代知识分子才是建设现代社会的承担者。
胡适在1926年的演讲中强调："无论我们要做甚么，离开学术是不行的。"他认为德国、美国的成功基础都在于知识与学问。
归根究底：儒家自我定位的危机
知识分子的自我贬抑运动，归根究底，与近代儒家自我定位的危机有关。"士"原来的自我定位是以四书五经为训练，实践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职业则是做官。但近代中国现实上的变局使得四书五经中的"规范知识"远远敌不过声光化电的"自然知识"，1905年废科举则从现实上彻底切断了旧读书人的出路。
在俄国大革命成功之后，"阶级"观念涌入，读书人不但怀疑自己是不是承担国家前途的阶层，而且自责、自疚，认为自己是一不劳而食的阶层，应该谦卑地学习成为工人。
结语
王汎森的《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通过对隐没史料的挖掘与爬梳，再现了多元竞逐的声音。这本书不仅呈现了近代思想发展与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紧密关系，也让我们从中获得长程的视野和立于当今的价值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