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爱德：中国医务社会工作的开创者
浦爱德：中国医务社会工作的开创者
“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就是发现困难和麻烦，促使这个世界适应我们的服务对象，或者促使服务对象适应这个世界。我们为每个人找到他在世界中的位置。” ——浦爱德
2017年第1期《收获》杂志刊登了老舍名著《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的第21—26章，大约有10万字的篇幅，这是以前从未发表过的部分。这部分文字是老舍旅居美国期间，与美国人浦爱德共同创作的。浦爱德是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创立者，同时也是中国医务社会工作的开创者。
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传教士的女儿
1937年2月，采访过毛泽东的新西兰著名记者詹姆斯·贝特兰在北平第一次见到浦爱德时，就对她留下了深刻印象：“艾达讲一口流利的中国官话，不过带一点儿明显的山东口音。”贝特兰还为我们描绘了浦爱德的外貌：“她是个小个子女人，长着深色挺直的头发，相貌清秀，她的体质像个结实的农妇——她自己这样夸耀地说。”据贝特兰回忆说，一位中国老拳师时常到她家里教她中国传统拳术，这或许是浦爱德能够保持身体强健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这一细节中，我们还可以窥见浦爱德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喜爱，而这又和她童年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
“艾达”是浦爱德的英文名字（Ada Pruiit），是父亲为了纪念他的第一任妻子而起的。浦爱德的父母都是美国浸礼会传教士，很早就来到了中国。1888年，浦爱德出生于山东省黄县（即今天的山东省龙口市），一位中国保姆把她带大。由于从小就和中国孩子一起玩耍，浦爱德的山东话讲得和当地人一样好。
1975年，浦爱德在台湾出版了《在中国的童年》，这本书以优美的语言回忆了她12岁以前在中国农村的生活。浦爱德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挚情地描述了她的保姆及其家庭、邻居、教友，以及她生长的老式院落，她感到自己与中国生活方式更融洽，而不喜欢外国传教士即她的父母带来的变化。在这本书中，浦爱德使用了许多只有中国和中国文化中才有的名称和句子，如“炕”“豆腐脑”“多年的道路走成河，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等等。这样的句子不仅说明了浦爱德对汉语的精通，更表明她对中国文化的本能理解。从很小的时候，浦爱德就跟着她的保姆观察所生活的院子的结构，长大了些又开始观察村庄和村子里的人。一直到1900年因为义和团运动爆发浦爱德与父母一起离开村子为止，浦爱德接受的全是中国式的教育，因此她更乐于把中国看成自己的“祖国”。
服务于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
浦爱德在她父亲的故乡——美国佐治亚州读了大学，又去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学习教育，然后到波士顿的麻省州立医院学习新兴的医学社会服务。1921年，她受雇于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新建的北平协和医院（今北京协和医院的前身）建立了社会服务部，并在此当了18年的主任。这期间，她还在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任教，为中国培养了第一代社会工作者。
北平协和医院是北平协和医学院直属的临床教学基地，从1921年开始收治病人。它是一所临床各科齐全的综合性医院，设有内科、外科、儿科、神经精神科、皮肤科、骨科、泌尿科、耳鼻喉科、口腔科、眼科、妇产科和放射科等，设计床位总数为250张，足供每班学生不超过30人的教学和实习之用。北平协和医院的最大特色是设有一个专门为困难患者（不只是经济上的）提供医疗救助服务的部门——社会服务部，是在建院之初与临床各科同时成立的。在浦爱德的带领下，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办得有声有色，到1930年在门诊和各科室都配备了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帮助病人解除心理和习惯上的困惑，引导他们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接案数量年年上升。
作为一名社会工作者，浦爱德向病人解释疾病的性质和某些药物以及治疗手段的必要性，让病人接受医生的治疗方案，还要帮助病人重新返回社会，并尽可能使病人自力更生。浦爱德说，对多数病人进行经济上的暂时性的救助都是不必要的，但是精神或情感上的救助却是非常必要的，这是她对医务社会工作的最明确表述。浦爱德还将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组织形式和医务社会工作模式推广到南京、济南、上海等地的多家医院，成为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和亚太地区医务社会工作的开拓者。比如，她曾派最好的社会工作者朱宣慈去南京鼓楼医院辅导医院社会服务工作，派钱且华去山东齐鲁医学院医院建立社会服务部，上海中山医院的社会服务部也是浦爱德派人帮助建立的，等等。
浦爱德对医务社会工作者工作技能的养成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她希望医务社会工作者们是受过高等教育以及经过社会学、医学相关培训的专业人才，所以她选择了社会学系的大学生作为社会服务部的实习生。学生在实习期间，由高年资的医务社会工作者指导学习个案工作等工作技能，还要参加学术讨论和讲座，3年培训期满后，将成为成熟的医务社会工作者。
浦爱德所记录的一个个案
浦爱德不仅创立和指导了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的工作，而且还亲自做个案，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精彩的案例。下面我们就来分享其中的一个：
一个男人带着他的小儿子来到医院。孩子患有结核性脑膜炎，父亲被告知他的孩子没有康复的可能性，只能带他的孩子回家等死。社会工作者看见这名男子的另外两个孩子也是身体瘦弱、脸色苍白，这位父亲处于极度绝望之中，他家的房子也破烂不堪。这位父亲几乎有一年没有真正地工作了，他的妻子由于患结核病几个月前刚刚去世。他唯一的收入来自每天给两个小孩上一个小时的课，一个月大约只有2美元。他的一位表兄为他提供了一间不用付房租的房子和一些日常生活必需的食物，也就是每个月一定数量的粮食。
社会工作者为孩子生病这段时间的生活制订了一个临时性服务计划，那就是以鸡蛋和牛奶的形式对所有孩子进行直接救助。另外两个孩子也被带到门诊做了检查，他们只是营养不良。社会工作者对他们的亲戚进行了访问，发现没有其他的家庭成员能够帮助他们。社会工作者多次访问这个父亲，他曾经是北平协和医院一个实验室的技术员。他有在一家医院附近做临时工的多种经历，他曾经饲养过老鼠，在一个剧院里当过助理会计员和剧场管理员。
不久后，患病的孩子死了。这个父亲必须有一份工作，他的一位表兄带走他8岁的小女儿。社会工作者把那个严重缺乏营养的小男孩送到一个家庭去寄养，并为这个孩子支付生活津贴，直到他的父亲能够接他回家为止。根据当时对就业市场和这个男人能力的了解，社会工作者感觉在协和医学院实验室里当扫地勤杂工是比较适合他的。但是这位父亲却拒绝接受这份工作，因为这位父亲曾经是一位职员，他不想再干体力活了。
后来，社会工作者多次给这位父亲做工作，他开始当了一名扫地的勤杂工。再往后，他成为一群勤杂工和服务员的领班，他穿着长衫，还把他的英语、汉语和经验应用到管理当中。最后的结局是，这位父亲把他的儿子送到一位乡下亲戚那里，所以不再需要慈善救济了，而且他又结婚了。
1938年，浦爱德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签订的合同到期，她选择了离开北平协和医院，开始以各种形式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1946年3月，老舍接受美国国务院的资助，与著名剧作家曹禺一同前往美国讲学，直到1949年10月回国。旅居美国期间，老舍在浦爱德的帮助下，将他的小说《四世同堂》翻译成了英文，取名为《黄色风暴》（“The Yellow Storm”），1951年由美国哈科特和布雷斯公司出版。但这不是全本，而是经过浦爱德和出版社编辑删节后的版本，后来有学者将这部分内容翻译成中文，所以才有了《收获》杂志上的那部分补遗文字。
1985年7月24日，浦爱德以96岁高龄在美国费城逝世。她终身未婚，却有着众多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