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的功与过
《四库全书》的功与过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纂的一部规模宏大的丛书，收录了大量古代文献，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整理的重要成果。然而，在其编纂过程中也存在销毁、篡改书籍等行为，展现了其历史局限性。
我国是一个文化发达的文明古国，从最早的书籍产生到现在，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目前我们可以见到的古籍，仍有七、八万种之多。但是，这远非古代文献的全部。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古代典籍的丢失是十分惊人的，这些记载和传播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宝贵文献，在流传一段时间之后，就有许多丢失了，而封建王朝更替引起的战乱，更是让一些古籍蒙受了灭顶之灾。明代大藏书家吴伟业有这样一首诗：“金元图籍到如今，半自宣和出禁林。封记中山玉印在，一股烽火竟销沉。”以无限痛惜的心情，慨叹所珍藏的金元秘籍焚于一旦。所幸的是，为了防止典籍文献的散佚，历史上不少重视文化的古代统治者，曾注意用政府的力量加以收藏和保护。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在“文字狱”的背景下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1772年开始，乾隆下令由和珅等人开始筹备。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下令设“四库全书馆”，任命内阁大学士于敏中为总裁，著名学者纪昀也就是纪晓岚为总纂官。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费时十三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经：是指儒家列为经典和注释经典的著作，如“四书五经”。史：记述历史史实、地理疆域、官职等的书。
有以年代为线索编排有关历史事件的编年体历史著作。如《左传》；有以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的纪传体历史著作，如《史记》；有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记述的国别体历史著作，如《战国策》等。子：指战国以来诸子百家的著作及工、农、医等各种科学技术著作，诸如《墨子》、《韩非子》、《本草纲目》、《梦溪笔谈》等。集：是指历代作家诗文集，诸如《乐府诗集》、《古诗九十九首》、《全唐诗》等。
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但编纂过程毁书则更多。“四库”之名，是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四库全书》这部巨作的完成，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气魄，体现了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智慧和毅力，开创了我国历代典籍整理和总结的新纪元，使我国古代学术从此步入对传统学术进行全面总结和整理的阶段，系统地保存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促进了我国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四库全书》的编纂，既有巨大的历史功绩，也有不可宽宥的人为过恶。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本是一桩文化盛事，似乎无论如何不该与摧残文献相联系，然而严酷的事实表明，在修书过程中，对图书进行了删节、纂改甚至是销毁，所以对文化遗产也是一场浩劫。修书与焚书，二者极不协调地存于同一时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事实。我们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不仅可以深入认识乾隆间学术发展的历史本质，而且也有助于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
《四库全书》的功有三点
其一、《四库全书》集散为整，聚私为公。清朝统治者能以中央政府的权威，广搜群书，辑佚编纂，将公私藏书汇聚一起，完成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古书整理活动。虽然《四库全书》在编纂过程中，有删削、挖改内容等过错，但就整体而言，应当是功大于过。《四库全书》的编纂，对于弘扬民族文化，对于传播古代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0多年来，递经战乱，如果没有集众书于一身的《四库全书》，古籍将会大量散失，从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其次，在古籍整理的方法上，尤其是在辑佚、校勘、目录学、汇刻丛书等方面给后人留下许多有益的启示：
1、在辑佚方面，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并收入《四库全书》者共有385种，不仅使不少亡佚已久的古籍珍本重见天日，而且为后代的辑佚工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2、在校勘方面，四库馆臣网罗众本、慎选底本等做法，为后代的校勘工作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3、在目录学方面，《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价值是古代任何官私书目无与伦比的，其编纂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在汇刻丛书方面，清人以《四库全书》为榜样，掀起了编刻丛书的热潮。
诚然，《四库全书》的编纂受到统治者“钦定”的著录原则的限制，有种种缺憾，但总的来说，凡是不与当时政策相抵触，而又比较有价值的著作，都被全书保存下来。
连同存目的六千七百九十三种，达一万零二百九十六种，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八卷之多，不愧为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的宝库。近代学者萧一山曾公允地评论说《四库全书》“以万千之遗书而汇为一团，以多数之简册而勒成一部，不惟齐整，易于保存，且完备，易于寻觅。吾国先人之宝籍得赖以不坠者，也斯役之力也”。近年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的相继出版，正是弘扬民族文化、继承和发扬《四库全书》的优良传统而结出的丰硕之果。
其二、《四库全书》，难能可贵地保存了大量弥足珍贵的古籍善本。《四库全书》编纂官在挑选全书底本时，十分注意择善而从，采用了许多世不经见的珍本，其中不少是宋元时期甚至更早的刻本和旧抄本，有些则是在修书时已属罕见，有些则是在久已失传之后重新发现的。这些珍稀古本，只有少数来自内府，绝大多数是在大张旗鼓的征书活动和古书辑佚过程中发掘出来的。如宋代乐史的《太平寰宇记》二百卷，是一部对宋以后的地方志修撰颇有影响的著作。
该书不仅记载着北宋初期的地方区划，设置沿革、户口，还涉及到地方风俗、人物、艺文等项目。但是经过几百年的流传，残缺不全。此次征书，浙江汪启淑进献家藏本一种，是当时所能见到的最完整的本子，仅缺七卷，并有精密详细的校注，被全书收以著录。又如经部晋杜预的《春秋释例》、元朝毛应龙的《周官集传》也都是佚书，经过此次修书辑录才重新流传。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就是修书时正在流行的一般书籍，如果没有《四库全书》加以汇集，经过此后的百多年，尤其是清后期的动荡混乱，又不知道会有多少书籍失散。
其三、是一次对古代学术、文化的全面系统的总结。《四库全书》编纂官及学者们，并不是把此次修书简单地当做书册叠加式的汇编，而是一直力图体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性的修书宗旨。这一意图在乾隆十九年的进士、官翰林学士，著名文献学家、藏书家、学者朱筠的上书中，已经能够看到，他接受了著名史学家章学诚建议，上奏请搜天下遗书，仿刘向《七略》，条别群书，各疏原委，纂一国艺文之志。乾隆三十七年（1772），他上表陈奏《购访遗书及校刻<永乐大典>意见折》说，翰林院藏《永乐大典》中多古书，请开局校辑。这也是汉学兴起以后，学者们对古籍整理的普遍要求。这种总结和评价，集中体现在《四库全书》的总序、小序以及提要当中。
这样就使《四库全书》全书的要义与相关各点，被有机地贯穿、综合起来，人们不仅可以了解到某书的具体内容，还能够了解到它在当时文化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的学术渊源关系。人们看到的《四库全书》不单是一部部相互独立的著作，而且还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知识整体，充分体现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代文化宝库。
《四库全书》的过有两点
其一、蓄意销毁。为了维护其统治者的利益，封建统治者即使是在做一些好事的同时，也往往会干一些坏事和蠢事。乾隆就是这样。他借征书修书之机，推行极端的文化专制主义，大量地查禁、删改、销毁书籍。对明代甚至更早时代的历史资料中，有关蒙古、女真的情况，作了大量的删改甚至销毁。
使我国古代文化典籍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清政府共烧书二十四次，销毁了对大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毁掉书籍五百三十八种，计有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达十五万册。另还销毁版片总数170馀种、8万馀块。除了焚毁书籍，大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被禁毁的史料，以“明”或“皇明”打头的为最多，如《明兵略纂闻》、《明初开国群雄事略》、《明代圣政》等等。除禁毁书籍外，清政府还清除了不少明代档案。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
其二、恶意篡改。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大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
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觉得别扭而加以改动。
乾隆编修《四库全书》毁、删、改，包括留下的大量错讹，都是蓄意而为。其真实意图，正如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美国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费正清，在他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中，鲜明地指出了清朝统治者编纂《四库全书》的真实用意：“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
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正如L.C.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鲁迅先生《病后杂谈之余》中一针见血地批评《四库全书》，他说“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
清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以空前的规模，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献，也算是一场文化盛事。为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可是，他们也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给人的印象是，《四库全书》这个编撰机构其实更像在做文化审查工作，把历朝历代的书搜集整理起来，按自己的意志和喜好进行增删，然后颁行天下，此乃非明智之举，貌似功德无量，其实经过处理的“四库全书”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巨大伤害，其伤害之深世人难以说得清楚。总而言之，《四库全书》有功有过，功大于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