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常熟的传统文化精神

试析常熟的传统文化精神

常熟，这座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历史文化名城，以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内涵，展现了江南文化的独特魅力。从春秋时期的言偃到明清时期的藏书家，从虞山画派到琴派，从清官廉吏到忠直谏臣，常熟的历史文化传承展现了江南文化的独特魅力。

江苏常熟 虞山尚湖 山水城联为一体

一、尚文精神的传承

早在春秋时期，常熟先贤言偃就师从孔子学习礼乐、文学及治国之学，成为孔子三千弟子中的十哲之一，被誉为“道启东南”“南方夫子”。言偃将中原文明传播到常熟及其周围地区，确立了文化在这一地区的重要地位。

常熟的私家藏书素称发达。自北宋郑时始，常熟的藏书家代有所出，不绝如缕。据不完全统计，常熟历代藏书家的总数在140人以上。常熟私家藏书的发达，是这一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综合发展的结果。

常熟历代的教育较为发达。教育的机构，就有县学、书院、私塾等几种。其中，尤以书院最可称道。常熟地区的书院，始创于元代。据统计，在史书所载的14所书院中，城区8所，乡村6所。如果加上鹿苑、塘桥等处的小书院，乡村的书院数，就明显超出了城区。

学校教育的发达，为常熟地区人才的不断涌现提供了现实条件。据志书记载，自科举制度产生以后，常熟一地先后出了8名状元、480多名进士。仅清代一朝，就产生了6名状元、158名进士，数量很是可观。

常熟文化的发达，文化积淀之深厚，也可在修志频繁中反映出来。据载，常熟地区最早的志书编纂于宋绍熙年间。自是而后，编志成为一种风气。到清末，常熟编成了各类志书100余种。志书的数量之多，与国内其他同级别地区相比，实属名列前茅。

二、创新精神的绽放

自古以来，在常熟文化史上，出现过不少对地方文化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他们的创新精神，使得这种地方文化生发出耀眼的光彩。

在常熟历史上，曾出现过数位画艺精湛的画家。他们的画风一脉相承，自成一体，终于形成了一个别具风格的艺术群体——虞山画派。虞山画派的创立，与居于元四家之首的黄公望是分不开的。黄公望之后在常熟画坛执牛耳者，当首推王翚。王翚力追董源、巨然，醉心范宽，对王蒙、黄公望的山水取法尤多，对沈周、文徴明、董其昌的山水画也多有会意。然而，他摹古不泥古，把各家的长处、特色糅合到自己的绘画中，从而开创了一个以孕育他的生命和艺术的虞山命名的独特的艺术流派。

在虞山画派称誉画坛的同时，篆刻艺术也在常熟兴盛起来，并形成了为时人所公认的独特流派 ——虞山印派。虞山印派的开山祖师为沈龢、林皋和王瑾。他们师承以文彭为代表的吴门印派，同时又吸取了以何震为代表的徽派特色，并将两者之长融会一体，从而开创出苍老古朴而又不失清新秀丽、沉稳凝重而又不失气象万千的艺术风骨的印派。

在中国琴学史上，先后出现过中州派、峨眉派、武陵派、广陵派、虞山派五大琴派。他们之中，虞山派历明万历到清康熙六朝，主宰琴坛近百年时间，其兴盛的景象，在华夏琴学发展史上也很少见。虞山琴派的成功，除了其独创的演奏技巧和表现手法外，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其见解独到的琴学理论。虞山琴派的琴学理论，主要体现在严澂主持编订的《松弦馆琴谱》一书中。

三、清廉精神的传承

常熟历史上，从政为官的人数颇多。虽然他们的官职悬殊很大，有的仅为县级小官，有的则位列阁丞，但他们中的不少人，是当得起清官的称号的。

鱼侃，字希直，明永乐进士。先后任过刑部、工部主亊，刑部郎中。在出任开封府知府期间，他“耿介明允，人谓其治可继包孝肃”。其母亡故后，鱼侃不取官府一物弃官归里。

在为官清廉方面可与鱼侃比肩的，是和他同时代的钱昕。钱昕，字景寅，明正统十年（1445）进士，20 多岁即擢为御史。在巡按浙江时，有勋臣家奴横行乡里，无恶不作。钱昕得悉后，不畏权势，为民伸冤，立即将恶奴杖毙，被人称为“钱青天”。

鱼侃、钱昕之外，常熟还有过不少清官，仅见于旧志的就有赵公豫、钮衍、殷瓒、卫浩、吴讷、刘珏、褚祚、瞿俊、郁容、吴寅、蒋以忠、翁宪祥、陈必谦、孙鲁、邵世茂、陶正靖、归宣光、严有禧、王竣、丁斌、王庭筠、陈桂森、周棨、曾涉、蒋士麒等人。

四、忠直精神的传承

在古代中国，儒家的政治学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政治家。它既使他们洁身自好，为切实推行儒家政治殚精竭虑，又使他们在现实政治与儒家理想发生偏差之时，敢于挺身而出，为维护儒学的尊严而奋斗。

蒋氏是明清时期常熟地区有名的望族，为“八大家”之一。常熟蒋氏比较著名的有两支：城南蒋氏和青果巷蒋氏。城南蒋氏自八世蒋棻进士及第后，家族人才辈出，先后10余人进士及第，代有名臣显宦，并出现蒋廷锡与蒋溥父子两代出任宰辅（大学士）。常熟蒋氏主要人物有明代著名御使蒋钦，清代画家、诗人蒋伊；“画家宰相”蒋廷锡，女画家蒋季锡、蒋淑，“太平宰相”蒋溥，台湾知府蒋元枢等。

明朝弘治末年，进士蒋钦出任南京御史，提出了不少有说服力的奏议。正德元年，宦官刘瑾擅权，驱逐大学士刘健、谢迁。蒋钦与不少官员上谏表示不满。此事引起了刘瑾的愤怒。他假造圣旨，将蒋钦等人收入牢狱，廷杖为民。

然而，蒋钦并没有被刘瑾的淫威所吓倒，削职的第3天，蒋钦单独具疏斥责刘瑾。奏疏先直截了当地指出：“刘瑾，小竖耳。陛下亲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肱，殊不知瑾悖逆之徒，蠹国之贼也。”

接着，他列举刘瑾的种种不法行为，要求皇帝改弦更张，急速“诛瑾以谢天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蒋钦甚至不惜赔上自己的生命。他被再杖三十。但是，他对弹劾权奸，依然毫不动摇，于是再次具疏，既斥责刘瑾，表示与其势不两立，同时对皇帝的不醒悟表示出不满，他甚至说：“臣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国丧家之祸起于旦夕，是大可惜也。”这次上疏的结果，依然是被杖。由于系狱与被杖，蒋钦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在第三次被杖后3日，蒋钦亡故于牢狱之中，年仅49岁。

尽管蒋钦为清除国家之蠹贼而以身相许，是出于他对明朝统治的安危存亡考虑的，是对皇帝的愚忠，但他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敢于与恶势力抗争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

沈鹏，号北山，1894年中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后授职编修。他立身方正，秉性刚直，嫉恶如仇，对当道权奸，尤其深恶痛疾。因而在变法遭到失败、政治愈益黑暗、在朝诸臣都噤若寒蝉、不敢有所作为的情况下，他敢于挺身而出，上书朝廷，要求独揽朝政大权的慈禧归政于光绪，并诛杀荣禄、刚毅、李莲英三凶。

1899年冬，身为翰林院编修的沈鹏撰成千余言的奏折，托翰林院掌院徐桐转呈朝廷。因为按清廷制度，编修上书朝廷，照例须请掌院代奏。然而，徐桐是个守旧派官僚，他看到沈鹏奏折中有忤逆慈禧的内容，当即拒绝代奏。见此情形，沈鹏深感失望，遂拂袖南归。途经天津，将奏折交与向其索要稿件的《国闻报》，奏折的内容遂完全被世人所知。

沈鹏在奏折中指出：“古来垂帘之政……皆国君嗣服，尚在冲龄,始举此制……若今日我皇上之临御天下也，二十余年矣”，因而要求慈禧即速归政于皇帝。接着，他列举“凭权借势，上托圣慈之倚畀，隐与君上为仇雠”的荣禄、刚毅、李莲英三凶的种种罪状，请求朝廷速将他们诛戮。如果“不杀三凶，以厉其余，则将来皇上之安危，未可知也。”

由于沈鹏所奏直言不讳，在当时的中国，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对此，孙景贤将自己根据沈鹏上书这事创作的小说命名为《轰天雷》，足以说明其影响。清朝末年，中国的封建统治己经走向穷途末路。此时，沈鹏继续以维护正统的封建政治为己任，就有点不合时宜了。但是，在各级官吏卖官鬻爵、横征暴敛、政治腐败至于极点之时，他敢于冒死进谏，其不依附权势、不贪生怕死的精神，将永留青史。

综上所述，常熟的先贤们所做出的业绩，为常熟的地方文化增辉添色。常熟传统文化中的尚文精神、创新精神和对国事民事的忠诚耿直，是我们后人应予传承和发扬光大的。

常熟 虞山：十里青山半入城

注：
①⑦《常熟市志》第828-843、10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版。
②③参见曾康、蒋伟国、周公太、金曾豪合编之《常熟名人》。常熟碑刻博物馆，1993年11月编印。
④《常热史话》第102、10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3月版。
⑤⑥⑧⑨庞鸿文纂《重修常昭合志稿》。
⑩常熟《文史资料辑存》第10辑第93-100页。1983年7月编印。

原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199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