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执偏者，能立言而难立功，大明阁臣——丘濬
性情执偏者，能立言而难立功，大明阁臣——丘濬
在明朝弘治年间，内阁中有一位学识渊博却性格执拗的老人——丘濬。他既是思想家、史学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和文学家，却又常被后人讥为“相业无可称”的空谈之辈。本文将从丘濬的人生经历出发，探讨这位奇特人物的学术成就与政治作为之间的矛盾。
故宫
丘濬（jùn），字仲深，海南琼山人。邱家祖上是在元末乱世之时，避祸迁入海南的。曾爷爷在元朝的元帅府任过职，所以邱家也算是书香世家了。丘濬的爷爷是海南一个县城的训科，即负责县里医学教育的小吏。父亲在丘濬七岁那年病逝，故而丘濬是由爷爷和母亲带大的。
单亲家庭的孩子，多少都会有一些性格上的缺陷。尽管母亲是大家闺秀的出身，对丘濬的学业把关甚严，尽管爷爷在尽力填补丘濬幼年丧父的缺失，但我还是看到了求学时代的丘濬，身上表现出来的一些偏执。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于读书的偏执。
有些人觉得这是一件好事，丘濬日后渊博的学识，在众多领域能够同时散发光彩，都要归结于他这时喜好大量阅读的习惯。这点我承认，我也没说读书不好，而是说丘濬为了能够读书，所表现出来的执拗。
邱家因为丘濬父亲的离世，生活并不富裕。祖上也有藏书，但传到丘濬这代已经所剩无几。明代时期，海南算是比较偏远落后的地方，所以文化氛围也不浓厚。据说丘濬为了看书，常常去书摊借阅，一看就是一天。但就算书摊老板脾气好，可那时候世俗文化浓烈，很多书籍并不适合求学的学子阅读，而且真正的一些好书也不是书摊上能够买到的。
所以丘濬就到处借阅，所有的亲朋好友家的藏书，都被丘濬看了个遍，后来还不满足，就去一些大户人家那买或者抄借。但家中藏书在当时算是重要的文化资产，一般不会随便外借，更别提售卖了，所以丘濬借书的难度是很大的。
在《（重编）琼台会稿诗文集》中，曾有过关于丘濬借书的描述：
明代市井
及闻有多藏之家，必豫以计纳之，卑词下气，唯恐不当。其意有远涉至数百里，转浼至十数人，积久至三五年而后得者，甚至为人所厌薄，厉声色相拒绝，亦甘受之，不敢怨怼，期必得而后已
根据这段文字描述，可见丘濬为了能够读到好书，不畏道远，不忌人言，甚至可以说到了低声下气，卑躬屈膝的程度。要知道，当时丘濬几乎是无书不读，且涉猎各个门类，很多已经超脱了应试的范畴。这难道不是一种偏执的体现吗？
正统九年，丘濬广东乡试第一。之后两次冲击会试，不第。景泰五年，在经历了丧妻之痛后，丘濬终于高中，二甲第一，入选庶吉士。这一年，丘濬34岁，正式开启了仕途。
明代宗 朱祁钰
景泰六年，丘濬参与了《寰宇通志》的编写，书成，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官秩七品。成化三年，《英宗实录》修成，丘濬升为侍讲学士，从五品。成化十三年，《宋元通鉴纲目》书成，升翰林学士，正五品。同年，任国子监祭酒。
成化十六年，六十岁的丘濬进礼部右侍郎，仍兼国子监事，从三品。成化二十三年，明孝宗朱佑樘继位，丘濬进呈《大学衍义补》，孝宗让有司刊印，升丘濬为礼部尚书，詹事府詹事，正二品。弘治四年，加丘濬为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
以上是丘濬到弘治四年的为官履历，有没有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丘濬从来没有外放担任过一个实职，长期从事文墨工作，且其每一次的升迁，都伴随着一次修书工作的完成。
明代官员
丘濬有两次关键的升迁，一次是成化十三年的国子监祭酒，一次是成化二十三年的礼部尚书。
说得直白一些，在成为国子监祭酒之前，他在翰林院已经待了二十三年，如果不是恰逢国子监祭酒出现了空缺，恰好丘濬才名在外，恰好因为《宋元通鉴纲目》书成丘濬进入了朝堂的廷推视野，丘濬应该最后会在翰林院里退休。同理，如果没有他进呈了《大学衍义补》，在弘治朝他也进入不了朝堂的核心圈层。要知道，五品和三品，都是仕途上的一道门槛。
丘濬很牛，他仅仅通过参与编书，通过进呈自己的著作，便能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地得到升迁，以致入阁参预机务，这一点在明代的阁臣中，是非常少见的。至于他的那部著作《大学衍义补》有厉害，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在网上查找。
《大学衍义补》
但也就仅此而已了。因为平心而论，常年从事皇家文秘工作的丘濬，在政治上的建树确实乏善可陈，更多的是以谏臣的形象出现。仅仅在弘治朝，我们能够找到丘濬的建言上疏就包括《公铨选之法》、《赏功之格》、《贡赋之常》、《漕运河道议》、《制国用议》、《盐法议》、《山泽之利》、《屯营之田》、《铜楮之币》、《建都议》、《驭夷狄议》、《边防议》、《遏盗议》、《定军制议》、《战陈议》、《兵器议》、《马政议》等等，涉及兵事、漕运、制度、人事、经济、礼仪、治安、马市、赋税、外交、城市建设等方方面面。
当然，丘濬的很多建议，也只是停留在了上疏之中，并没有被皇帝采纳施行。以致丘濬经常作诗自嘲，感叹自己人生的不得志。
为什么丘濬无法施展自身抱负？我们可以分阶段来看。
故宫
景泰朝，丘濬是景泰五年高中，之后成为翰林院编修。而景泰朝只有八年，丘濬资年尚浅。天顺年是明英宗朱祁镇复辟登基的时代，前期是“夺门之变”的功勋三人组（徐有贞，石亨，曹吉祥）把持朝政，后来是文官集团代表李贤说了算，所以丘濬只能安安稳稳地待在翰林院等机会。
成化年，明宪宗朱见深太有主意了，屡屡打压文官集团，刻意削弱了内阁的影响，权宦大行其道，整个成化时期，文官集团的日子都不好过。而丘濬因为有侍讲学士的身份，所以有时候在经筵和日讲时，能够和宪宗聊上几句，再加上丘濬说话声音好听，虽然是海南人却能讲一口流利的京畿话，所以宪宗对丘濬还是颇有好感的，所以接受了廷推结果，任命其为国子监祭酒，但也仅此而已。宪宗是不需要文官到他这指手画脚的。
明宪宗 朱见深
一直到弘治朝，明孝宗朱佑樘开始和文官集团亲近，官员们的日子开始好过起来，弘治初年皇帝也励精图治，能听得进文官们的劝，受得了文官们的管。但这个听劝是分人的，孝宗服气的，是那些爷爷辈就已经出众的累朝老臣，而不是像丘濬这样一直待在翰林院里写书的老人。所以即使后来丘濬在弘治四年入了阁，他发挥的影响也是非常有限的，以至于丘濬屡次请辞回乡。
这么看来，似乎丘濬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时运不济了？当然不是，说到底还是因为自身性格的原因。再直白点，那些后来孝宗倚重的累朝老臣，有很多同样是庶吉士出身的官员，为什么他们能够脱颖而出，而丘濬却不能？
丘濬能够守正，却原则性太强，不知变通。
明代官员
比如在修《英宗实录》的时候，在对于谦的问题，丘濬是坚决要求为于谦洗冤的。很多人便夸奖丘濬的刚正。这件事没错，但我想问下，知道于谦是冤枉的就只有丘濬一个人吗？李贤不知道吗？宪宗不知道吗？其他朝臣不知道吗？为什么只有丘濬喊得最凶？而最后于谦能够被平反，只是靠丘濬一个翰林院的编修就能实现吗？
丘濬为人，难以相处。丘濬脾气古怪是公认的，即便他与内阁阁臣刘健互相欣赏，但仍免不了与其发生口角，互相讥讽。丘濬虽然为了一些事情会固守己见，但他也不是一个主动惹事的人，但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很多事情是丘濬的错？
成化年留下的内阁阁臣刘吉，人称“刘棉花”，在弘治年被踢出了内阁。这件事其实与丘濬无关，只是恰好丘濬入阁，刘吉离开，但刘吉就一直认为是丘濬在背后耍了手段。
明孝宗 朱佑樘
老臣王恕在致仕后被孝宗重新请回朝堂，因为一次官员考核的赏罚与丘濬产生了分歧，王恕竟然黯然离朝。最后证明是王恕自己冤枉了丘濬，孝宗也不喜王恕所为，至始至终丘濬都没有主动落井下石过，但朝中大臣却都把责任归咎到了丘濬身上。
以上两件事情，即便是有时局因素的影响，但丘濬容易犯众怒这事，却是板上钉钉的。从某种角度上，这算不算是丘濬做人的一种不成熟？是不是也是他的执拗所导致的？
丘濬在弘治四年入阁后，我们常能看到他与内阁首辅刘健的种种“趣事”，却唯独看不到他在具体政务上做了什么。有大才而不得施展，这确实是一种人生遗憾。
弘治四年，丘濬以古稀之年入阁，弘治八年，在屡屡请辞不果后，卒于任上，享年七十有六。
故宫
其实，当丘濬在进呈了他的《大学衍义补》之后，他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变化。《大学衍义补》是一部儒家经典著作，侧重了当时的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可以算凝聚了丘濬毕生的政治见解。他为什么要写这部书？因为他无法在实职上去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他需要一个途径来宣泄自己的抑郁，来兜售自己的政治观点，所以便有“文上治世”这么一说。
当他写完这部书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和自己做出了和解，这也是为什么他从弘治三年开始，就屡屡请求致仕的原因之一。而能够做出这种和解的人，其实是幸运的，因为这表示了他在最后找到了那份属于自己内心的平和。
一家之言，聊以解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