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珍藏的老师记忆
我珍藏的老师记忆
又是一年教师节，这是一个心怀感恩的日子。教师，是知识的引路人，是优秀思想的传递者，更是学生心灵的守护者。每个人的记忆深处，一定有一位好老师。他们的谆谆教诲如同宝贵的财富，伴随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那些珍藏在抽屉里的旧物件，就是最好的见证。
一张手写的表扬信、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个“过时”的旧文具、一个有特殊意义的校徽……是曾经的学生们对旧日学生时光的纪念，是关于某个老师的一段温暖记忆。
在第四十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们通过寻找一件件写满故事的旧物件，从平凡小事中感念师恩，感悟教育家精神的智慧与力量。
一张过塑的旧照片
一张摄于20世纪90年代的照片，承载着老师与学生的快乐往事。（被访者供图）
山野间，绿树旁，一群八九岁的孩子纯真可爱。他们簇拥在老师的周围，脸上挂着毫不掩饰的灿烂笑容。照片中位于“C位”的，是一位端庄和蔼的女老师，她面带微笑，似乎很享受被孩子们当成“花蕊”的幸福瞬间。
这是一张摄于20世纪90年代的照片。照片的主人叫杨明诺，就是照片上紧贴着老师左手臂的那个小男孩。
“这张照片一直珍藏在我的抽屉里，我怕它褪色还专门过了塑。一晃20多年了，无论我到外地读书，还是在外工作，都会把它带在身边。每当看到它，就感觉自己回到了纯真的学生时代。那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杨明诺感慨道。
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杨明诺是桂林人，小学就读于桂林市民主小学。说起这张照片的来历，他回忆道：记得那是在小学三年级，学校组织春游活动，地点是位于兴安县的红军突破湘江纪念园。春游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是校园生活里最开心的事了。班主任马老师带着我们参观纪念馆，给我们讲红军的故事，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播下“红色种子”。那一次，我们在老师的陪伴下玩得很开心。马老师也没有像平时在教室里上课那样严肃。在拍完全班集体照之后，几个同学拉着马老师一起照相，并四处呼朋引伴，一下子就来了十几个同学。大家把马老师紧紧“包围”在中间。“一、二、三，茄子！”随着照相机快门按下，欢乐而温馨的瞬间被永久定格。
如今，已过而立之年的杨明诺找出这张老照片，看着照片里自己那张充满稚气的脸，还有老师年轻的模样，他的思绪再一次回到20多年前的旧时光。
“照片里的马庆玲老师是我小学时期的语文老师，也是班主任。她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老师。”杨明诺告诉记者，马老师是同学们公认的好老师。她对待教学严谨踏实，对待学生循循善诱。她的课堂总是充满生机，让学生们如沐春风，仿佛置身于文学的殿堂之中。她不仅用生动的方式带领学生去感受中国语言文字的魅力，更是以身作则，用她的言行举止教会学生什么是诚信做人，什么是团结的力量。
“我小时候是班上的‘调皮蛋’，经常被老师请去办公室。我至今都记得，每次‘闯祸’后，马老师除了严厉地批评我，还会不厌其烦告诉我，犯错误并不可怕，但做人要有诚信，要言行一致，要尊重他人。在她的引导下，我学会了与人相处，并立志成为一个有道德、有责任感的人。即使在20多年后的今天，马老师的谆谆教导我依然铭记在心。”杨明诺说。
在杨明诺和他的同学们眼中，马老师特别注重班集体的团结。他回想起一次学校举办运动会，每个班级的学生都摩拳擦掌，准备在各项比赛中大展身手。在比赛开始前夕，马老师特地给全班同学做赛前动员，她轻声但有力地说：“同学们，记住，这不仅仅是一场运动会的较量，更是我们一班团结精神的展现。我们的口号是什么？”“一班一班，非同一般！”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那一刻，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力量和归属感。
马老师微笑着继续说道：“对！这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是我们共同信念的体现。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无论结果如何，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彼此支持，团结友爱。胜利属于每一个为班级付出努力的人，属于我们这个不可分割的团队。”
“那场运动会，我们班在多个项目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深刻体会到了团结的力量。每当回想起那一刻，心中总是涌动着一股暖流，那是关于童年、关于校园、关于恩师的美好记忆。”杨明诺说。
一个珍藏30多年的“豪华版”文具盒
每次打开旧文具盒，都会勾起陈倩对诸葛老师的深深想念。
郑重地打开抽屉，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充满年代感的鲜红色文具盒，上面的小猫图案栩栩如生。文具盒里还装着泛黄的作业纸和树叶制作的书签……抚摸着这个珍藏了30多年的文具盒，陈倩的心中满是回忆。
“这个看似寻常的文具盒，它承载的是我与一位恩师的特殊感情！”她深情地说，每次拿出它，她都感到仿佛穿越回学生时代，一幕幕温馨的画面浮现于眼前。
陈倩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家乡在阳朔县农村，家里有姐弟四人，作为老大的她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她小时候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家里的劳动力多少决定了一个家庭的经济基础，因此父母希望上初中的她辍学劳作，以减轻家中的负担。但她心怀梦想，想要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上初中二年级时，家里不再出钱为她交学费。面临辍学，前途渺茫，陈倩感觉天都要塌了。
“就在我伤心无助时，我的英语老师诸葛剑得知了我家里的情况。他借钱给我交学费，经常带我到他家吃午餐，时常耐心地辅导我，还借给我许多英语课外读物，开阔我的视野。我第一次在诸葛老师家里看到了《白雪公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等许多英文书刊，也因此更加喜欢英语，并发奋学习英语。”说起诸葛老师，陈倩发自内心地感激。
在诸葛老师的引导和影响下，陈倩的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特别是英语学科更是出类拔萃。细心的诸葛老师注意到来自农村的陈倩与镇上的同学相处时有些许自卑，于是经常耐心引导她。“一个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依靠家庭。只要心中有梦想并努力去实现它，一定能活出自己的精彩！”——这是诸葛老师经常对陈倩说的话。她一直铭记在心。
一次，诸葛老师推荐陈倩代表学校到县里参加英语竞赛。“赛前诸葛老师觉察到我有些紧张，就对我说‘你那么厉害，一定行’。他的话给了我莫大的鼓舞。在我眼里，他不仅仅是老师，更像是慈父！”那次竞赛前的一些细节，陈倩至今难忘。为了方便第二天能赶上班车到县城，在比赛的前一晚，诸葛老师把陈倩接到他镇上的家中。那是寒冬腊月，陈倩身上只有一件单薄的卫衣。诸葛老师拿出师母的黑皮衣给她披上，这是她穿过的最温暖的衣服。就这样，陈倩带着老师满满的爱意和期待走进赛场，最终赢得了全县第一名的好成绩。
“比赛结束后的一天，诸葛老师神秘地把我叫到办公室，把一个红色文具盒、一本英语课外书和一个10元钱的红包送到我手中，作为给我的奖励。那是我当时见过的最‘豪华’的文具盒。我满心欢喜的同时，也流下了感动的眼泪……”
初中毕业后，尽管陈倩取得了当年中考全县第一名的好成绩，但她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师范学校，并在毕业后如愿成为一名小学教师。直至今天，她依然坚守在青青校园里，耕耘在三尺讲台上。
“从当老师的第一天起，我就告诉自己，要像诸葛老师一样深爱着我的学生们，也希望被学生们发自内心地喜欢。”陈倩说。
30多年过去了，陈倩一直珍藏着那个饱含深情的红色文具盒。她说，每每看到它，就会想起如慈父般的诸葛老师，心中总会有一股莫名的力量，为她指引前行的方向。
一枚“46岁”的校徽
杨迪忠和他珍藏了46年的校徽。（受访者供图）
这是一枚校徽，白色的底上面用红色写着“兴安中学”四个大字，虽然时间久远校徽的白色底面有些发黄，可四个红色的字依然清晰可见。这枚校徽是杨迪忠1978年就读兴安中学时学校发给学生的，学生每天都要佩戴校徽，这也是学生们进出学校的标识。杨迪忠的这枚校徽，他1981年毕业后一直珍藏在皮箱内，伴随着他的工作变动辗转多地，成为他学生时代与老师相处最珍贵的物证。
1978年，15岁的杨迪忠从兴安县严关公社仙桥学校毕业，到位于县城的兴安中学读高中。那是兴安中学第一次在全县招收3年制的高中生，也让年少的杨迪忠有了到县城高中就读的机会。
“当时我感觉一切都很新鲜，学校那么大，教室也比仙桥学校好不少。”杨迪忠是头一次到县城，虽然从家里到学校步行要一个半小时，可亲切的老师和同学很快让他忘了路途的遥远。那枚校徽正是当时的班主任吴汉雄老师亲自为杨迪忠戴上的。“老师说，戴上校徽就是学校的一分子，要堂堂正正做人，不能给学校抹黑。”杨迪忠说。
吴汉雄老师担任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这位40多岁的老师平时说话很温和，授课时总是情绪饱满，尤为爱诗词，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解柳永的词《雨霖铃》，讲到动情处，他声情并茂地吟诵道：“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他的声音很大，表情凝重，眼眶甚至有些湿润了。这让一直颇爱文学的杨迪忠深受感染。
过了几天，杨迪忠与邻班同学相遇，对方说，他们班上体育课时隔窗听见了吴老师大声诵读柳永的词，讲得太好了，一群同学在窗下听了半天，还意犹未尽。看着邻班同学羡慕的眼神，他为能成为吴老师的学生感到自豪和幸运。
因为来自农村，杨迪忠一直感到有些自卑，感觉比不上县城里的同学。这被细心的吴老师发觉了，他常常给爱好文学的杨迪忠展示自我的机会，会将杨迪忠写得好的作文作为范文在班里诵读，或是让杨迪忠分享自己的写作心得。杨迪忠的作文每次他都会细致地点评，这让杨迪忠充满了信心。
杨迪忠记得有一次上作文课，吴老师将同学们带到灵渠边，结合讲述了灵渠的历史。大家步行回校的路上，一直在讨论关于历史和灵渠的话题。这种真实的情境教学，让后来也成为教师的杨迪忠受益匪浅。
杨迪忠回忆，吴老师教写作文，不仅让学生写，他也会“下水”写，然后师生间进行探讨和改进。“老师常说，希望大家在碰撞中有新的思路和想法，有些学生的想法或许比老师的更好。”
人们都说，教师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引路人”。杨迪忠说确实如此，吴老师为他打开了语文的一扇窗，让他感受到以前不曾在课堂上感知的新鲜与激情，让他开始对学习和写作产生极大的兴趣和憧憬。也正是受吴老师的影响，杨迪忠在毕业时毫不犹豫地填报了师范学院，后来也成了一名老师。班上当时有不少同学也选择了当老师。得知大家的选择，吴老师很欣慰，再三叮嘱大家要做一个对社会和国家有用的人。
在杨迪忠的课堂上，他常常会将老师当年的教学方式运用到其中，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后来，杨迪忠因为工作关系辗转桂林、龙胜、兴安等地，也不再担任老师，可对于文学的热爱让他成为当地颇有名气的学者，他也一直笔耕不辍，著有多部散文集、诗歌集。当年兴安中学的这枚校徽，40多年几经辗转他一直珍藏在身边。他说：“有幸遇到那么好的老师，这是我学生时代最珍贵的记忆。”
10封表扬信
常静向记者展示黄老师当年写给自己的表扬信。
“常静小朋友，在校表现好，被评为好儿童，希望今后继续努力。”“常静小朋友，纪律有进步，上课敢发言……”这是一叠粉色的表扬信，上面还有小红花的印章，虽然有些地方是印刷体，孩子的名字和表扬的内容都是老师手写的。这是常静珍藏了34年的表扬信，这10封表扬信是常静当年的班主任黄凤英老师从1990年10月至1991年6月发给她的，用常静自己的话来说，这十封表扬信照亮了她成长的路。
1990年9月，刚满7岁的常静进入市民师附小就读小学一年级。因为父母从事地质工作，常静的幼儿园阶段一直是在平南老家跟爷爷奶奶度过的。“农村的童年过得无忧无虑，可到上小学阶段，我跟那些在桂林市区上过学前班的同学比起来就有很大的差距了。”常静说，当时她不会拼音，不会背诗，甚至连正确的握笔姿势都不会。刚入学的常静生怕被老师发现自己的不足，总是低着头试图把自己藏起来。
然而，当时的班主任老师黄凤英却注意到了这个总是不说话的女孩，她把常静留下来好好谈了一次心。可年幼的常静认为被老师留下一定是自己犯了大错，便偷偷地掉眼泪。黄老师跟常静父母沟通后才知道了小常静的担忧。她发现，常静虽然基础薄弱，但学习中思维很活跃，便常常给予赞扬，如果有空，黄老师还会给常静开小灶补课。有一次，一向腼腆的常静鼓起勇气举手回答了一个问题，黄老师当着全班的面给了她大大的表扬，还特意给小常静发了表扬信让她带回家。“那天回家的路上，我感觉连天上的云都是笑脸。”常静笑着说，老师的肯定极大地增强了她的自信心，也让她更愿意在学习上付出努力。
在随后的日子里，常静更加努力，从上课敢发言，再到劳动表现好，再到考试成绩优异，一封封表扬信记录下她一路的进步和成长。
常静说，有一回自己忘记写一项作业，她不敢让其他同学知道，也害怕告诉班主任。第二天交作业时，她在练习册中夹了一张小纸条向黄老师坦白：“老师，我忘记写今天的作业了，明天补上可以吗？”练习册发下来后，常静经过长时间的心理斗争，终于翻开它。那张纸条上，老师回复：“好！没关系的。”短短几个字，温柔地呵护了她那颗小小的敏感的心灵。
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常静的父母要调到外地去工作，他们本来打算让常静转学，可她怎么都舍不得相处了五年的同学和老师，为此一直闷闷不乐。得知事情的原委后，黄老师向常静的父母提出让常静以后放学后到她家去吃饭，她帮辅导完作业再让常静回家由爷爷奶奶照顾。听到老师的建议，常静的父母很不好意思，觉得这样影响了老师的工作和生活。可黄老师说：“六年级是升学的关键时期，一切以孩子为重。”就这样，常静在黄老师的照顾下度过了大半年。升学考试中，常静也超常发挥取得了好成绩。
毕业多年，常静与黄老师一直保持联系。虽说现在已人到中年，喜怒哀乐不会轻易找人倾诉，不过每逢遇到一些人生重大事件，她仍会打电话向黄老师“汇报”。在电话线的那一端，黄老师的声线依旧明亮如当年，令她有一种自己还是小学生的错觉——这样的错觉让她心静心安。
常静说：“黄老师总说我是有福之人。每次听到这样说，我都想告诉她，如果说我是幸运的，那么在孩童时期能遇到一位知我、宠我的老师，应该是这份幸运的开始！”
本文原文来自《桂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