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山智子：数据分析与近代中国社会环境史研究——以1931年长江洪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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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山智子：数据分析与近代中国社会环境史研究——以1931年长江洪水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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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中国长江流域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洪水灾害，洪泛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约有2500万人受灾。这场灾难不仅是一次自然事件，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映。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城山智子教授及其团队，通过数据分析方法，为我们揭示了这场洪水背后的社会经济意义。

研究旨趣与问题意识

1931年，中国长江流域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洪水灾害，洪泛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约有2500万人受灾。事实上，中国长期有大量人口傍水而居，“水利”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关系社会经济命脉的基础性议题。从“人新世”（Anthropocene）的视角来看，“水利”也是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正面交锋之处。研究1931年的长江洪水，实际上是为了思考水灾背后的深层次问题，即：（1）人们在水域附近的生活环境中是如何进行生产和生存的？（2）在这种环境中，“风险”是如何演变成水灾的？（3）人们对水灾的应对措施是如何改变环境本身的？这些变化又是如何反过来影响人们对水资源的利用方式的？

然而，如何在文献记录和数值统计不总是充分的情况下，复原自然环境的变迁历程，是环境史研究面临的重大挑战。自19世纪以来，中国各地已开始进行气象和水文数据的定期观测与收集工作。若将这些数据与气象学、水文学、水工学中开发的数理模型分析相结合，并重新审视文献资料，或许可以为近代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开辟新的可能性。而在复原、评估极端气象和水文环境之后，另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分析人类如何采取行动来应对这些情况。就1931年长江洪水而言，以往研究对于“灾后重建”的讨论很少，事实上，分析政府和人们的设想与行动，更有助于我们认识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

环境史研究的数据和方法

在讲座的第一部分，城山教授首先介绍了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对洪水风险的定义。在该行为协助中国政府而制定的国家洪水管理战略（National Flood Management Strategy）中，洪水风险被界定为三个条件叠合的产物，即危险、曝露和脆弱性（Flood Risk = Hazard × Exposure × Vulnerability）。评估第一项“危险”，则是本项研究的一大着力点。在气象资料层面，城山教授关注到1929年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成立后，以国家天文台为中心的气象观测站网络的作用；在水文资料层面，江汉关则详实地记录了长江水位的升降变化，以及江水排海量的数据。城山老师指出，以中国海关、中国气象观测站留下的可靠数据集为依托，学者可以相对准确地重建出灾害暴发前后的环境现场。

中国的水利和水利史研究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城山教授回顾了中国水利史研究的几大重要成果，如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水利社会论”，伊懋可（Mark Elvin）对水资源管理地方差异的强调，以及日本学界“地域社会论”的主要见解。濮德培（Peter Perdue）按照国家控制的程度的差异，把古代中国的水利系统分为五个模式，而湖南的圩田介于“自治”与“国家控制”两个极端的中间点。

城山教授认为，长江中游平原的情况与湖南类似。根据罗威廉（William Rowe）的研究，武汉的地方精英保持着介入水利事务的主动性。而长江中下游普遍存在的圩垸，也即被堤坝保护起来的封闭农田，是一个关键的社会经济实体。堤坝为农田提供防洪减灾服务，但农民在圩垸里生存并不容易，一旦水位超过堤坝，他们的生计就将面临洪水的严重威胁。

1931年长江大洪水：以长江中游平原为例

在讲座的第三部分，城山教授展示了多幅利用历史气象/水文数据绘制的图表。通过分析数据，她提出，1931年长江流域的降雨量只比百年平均降雨量（1923-2022）高出7.3%，但7月—8月的集中降雨，带来了一场“漫长”的洪水，使得堤坝系统逐渐失灵，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坏。就洪灾的蔓延情况而言，城市方面，汉口具有代表性。城山老师利用当地报纸、海关观测记录等材料，复原了汉口城由低洼地区被淹，到单洞门被冲垮，再到租界区逐步受灾的过程。农村方面，各地情况均不相同，如潜江县附近的堤坝溃口起到泄洪作用，但蕲水县附近的地形导致泄洪不畅，最终造成山洪，而沔阳县则因为没有与周围两县在修坝防堵问题上协调一致，受灾尤为惨重。

1931年8月，国民政府成立救济水灾委员会，在最初的应急阶段，其主要任务是提供食物、居所和衣物。然而，政府的最终目标是恢复农业生产，大量上访难民被遣返回家，工赈处成立后又被雇佣参与到修复堤坝的工作中。截至1932年8月，国民政府修复了219处堤坝，并随后迎来了一场农业大丰收。救济项目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目标，然而，在1935年爆发的又一次洪灾的冲击下，88处堤坝再度溃决。

总结与讨论

在讲座的收尾环节，城山教授首先再度回顾了危险、曝露与脆弱性的框架。在“危险”层面，强降水从4月开始，又在7月显著加强，最终引发了一场“漫长的洪水”；在“曝露”和“脆弱性”层面：长江中游平原的居民长期受到洪水风险的威胁，当地既有官方主导修建的堤坝，也有农村家庭在住宅周围修建的公共堤坝，但总的来说，在圩田上生活的人们行动不便，容易受到洪水灾害的影响。

接着，城山教授引用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Frederick Maze）的观察和伊懋可的研究成果，提出了她对于1931年长江水灾事件的深度思考。对于生活在长江中游平原的农民而言，尽管随时面临着遭受巨大洪灾的风险，但同样能够利用水资源来获得农产丰收，他们已经“习惯”与洪水风险共生共存。对于行政力量而言，为避免最初的投资白白浪费掉，就必须不断投入资源来维持现有的系统——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为何救济水灾委员会急于把堤坝恢复如初。而在解释为何长江中游平原一再受到类似的洪灾风险时，城山教授还举用了水文学的“堤坝效应”（Levee Effect）理论：堤坝的建设往往带来一种虚假的安全感，鼓励居民把住宅和工作场向堤坝集中，但堤坝附近毕竟也同时是最容易受到洪水风险的所在，这就同时使得洪水冲垮堤坝后造成的损失也呈几何倍数地增大。

城山教授最后强调：“水资源管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环境问题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冲突，下层群众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对立，法律法规的理念和执行之间的脱节，也并不仅仅发生在1930年代的中国。1931年长江洪水的案例提示我们，季风气候和“水圈”深刻地塑造着人类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乃至群体的行动的模式；相应地，早在工业化时代到来以前，人类的活动也已经开始对自然环境的变迁施加影响。如此看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示的历史中的三层时间尺度——事件的短期时间尺度，经济周期和人口增减的中期时间尺度，以及有关地质、气候和生物的长期时间尺度——对于我们深入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关系，仍具有重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