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亨廷顿到马斯克：文明进程须急速转向未来化
从亨廷顿到马斯克：文明进程须急速转向未来化
随着技术的迅猛发展，地表生态已进入人类世晚期。环境恶化、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人的主体性危机等诸多问题，意味着人类社会已有的许多规则或规范可能失效，须重新修正。我们对新文明冲突问题的探讨要采取多视角与相互融合的方式来看待，才能形成更加稳妥有效的认知与对策。
文明冲突理论的起源
"文明的冲突"理论主要来自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教授1993年在《外交》（Foreign Affairs）季刊发表的文章《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亨廷顿在讲授文明史时每讲到一次大的战争，就在地图上做一个标记，等课程讲完发现，绝大多数战争都集中在不同文明（主要是宗教信仰）的交叉区域，他也因此认为这些战争所体现的就是"文明的冲突"。但是，亨廷顿的文章标题是有问号的，即他自己也并不完全确定，可惜许多批判他的人根本没有注意到那个问号。第二年，亨廷顿把这个想法扩展成一本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认为未来世界国际冲突的根源主要是文化的（而非政治和经济的），这种文明的冲突也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文化尤其西方文化是独特的，而非普遍适用的。这是新文明冲突讨论的一个缘起和背景性因素。
新文明之冲突：现实与未来的对撞
文明的冲突是指不同文明间处于对抗状态的状况，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大体可以理解为共时性的不同地域和文化的水平界面的文明对抗状况。新文明冲突主要增加了一个时间量，指晚近以科技革命等为基础的新兴文明所引发的与现有的或传统文明的对抗。
如今的地表生态已经到了人类世晚期，文明如果还想延续，就不能再盲目走下去，必须努力转向。由于地球现有的资源开发已经到了极限，不可能把发展所导致的问题瞬间解决，而且即使解决了当下，还会有新的问题产生，这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恶性循环。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改变文明的主体——人的存在与活动方式。对此，卡尔·马克思曾表示，"迄今的人类史仍不过是人自身的史前史"，即人类还没有真正成为人并开拓属于自己的人类的历史；或者按照康德的说法，人类还没有发挥出真正属人的"主体性"来。现今，人类活动还不完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更多是强迫性的活动，在很大意义上还是被动的——大多数人都是被历史情势所裹挟，从众而找不到自己，离真正自主的内立的文化和主体性的文明还有很远的距离。
首先，根据相关研究，人类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大体相当于大理冰河期以来），地球的现状是最糟糕的。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供的数据，现在地球表面的温度只要再升高0.5摄氏度，则地球的升温就是不可逆了。正因此，斯蒂芬·霍金生前曾说，地表文明最多还能维系200年；天花病专家芬纳甚至认为大约还有100年。为什么地球上亿年演化的地表生态，仅仅现代化几百年就面临崩溃？这说明人类现有的发展方式根本不可持续。问题是，谁有办法遏止它？这就像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每个企业生产的有组织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一样。推而广之，这种个类之间的矛盾关系不就是人类文明的基本矛盾吗？即人人为自己，其最后结局必然是文明的整体崩溃或坍塌。可见，现有文明的终结在理论上存在着必然性，已成为基本的理论事实，如果相关条件没有变化，最终就可能成为经验事实。
其次，机器人的出现引发人的身份变化。以前人类主要处理的是人天关系、人人关系，自从有了机器人，就增加了人机关系，而且后者越来越占据中心位置。按照目前趋势，机器人很快就会进入千家万户。然而，凡事有利必有弊，人类对此还缺乏系统全面而明晰的认知。其弊不只是功能的，根本上是人的身份危机，即存在论危机。如果说前述的环境危机还属于条件危机，后续的身份危机则是主体性危机，这显然是更根本性的危机。
再次，新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人类面临普遍失业的可能性，如何处理其引发的社会矛盾，怎样安排人类大量的"自由"时间，都是新型社会无法规避的基本难题。最近，马斯克正在对美国政府的许多部门严厉"瘦身"，此事尽管可作多种解读，但至少不能不说新技术特别是AI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这可以看作技智主义的一次"凯旋"。
最后，马斯克正在紧锣密鼓地改进星舰，筹谋着人类移民火星，开拓星际文明。目前可能许多人是在看热闹，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极端严峻性。其实，人类移民火星，除了技术和生态等"自然性"问题，还有许多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比如火星社区的所属权和管理模式、双星生存的文明规则等。一向孤独的地球突然多了一个他者，这意味着从前基于地球状况所形成的许多规则或规范可能大都会失效，而须重新修正。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表明人类文明必须转型。转型就会引发震荡，震荡包含冲突，这种冲突却是未来与现实的对撞，是从"水平"到"垂直"的冲突转变。这意味着未来性在文明进程中的地位日渐凸显，"未来+"正在成为理解世界的主导性思维模式，而且新的文明冲突还会诱发旧的文明冲突，导致纵向冲突与水平冲突叠加和复杂化，可能使世界进入"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乃至大崩溃的局势。
文明的转型大体按照观念—理论—规范—政策—行动的次序推进，首先是观念，最后是行动；越到最后事情和困难就越多，动荡由此加剧，甚至不排除崩盘或解体的可能性。这就是人类必须了解和提前防范的严峻状况。
消解文明冲突：走出现代性
如同发展问题是由发展所引发的问题一样，文明问题也是文明进程所衍生出的自反性问题。进而言之，由于人类文明正在经历现代化的洗礼，当今文明的症结是现代性的问题，消解新文明冲突的一个根本任务就是如何走出现代性。
后现代性的悖谬
对于如何走出现代性的危机，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具代表性的浪潮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其目标就是直接针对现代性，而且其消解性、反对大一统规制等主张有着极强的冲撞力量，和现代性构成了巨大的张力空间。但是，一方面，由于后现代性的追求与多数国家普罗大众的现实渴望，特别是治理，仍有一定的距离，导致猎奇的热潮过后并没有获得全球社会的普遍认可；另一方面，其直观的、表象化的思路和方式的优势是直接传达情绪，很难经得住来自现代性本身的反驳，甚至在现代性延长其辅助假设后竟然被逐渐吸纳或消解。所谓"后现代思潮"在根本上无非还是现代思潮的一种体现，这种"后"的方式无论以何种面相出场，哪怕是反向（可以归为"镜像对称"），在本质上却仍然是现代性的。
然而，不管后现代思潮如何遭到清算，其所追问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近年来通过全球环境、生态危机，乃至人工智能等视角更以极端的方式凸显了现代性的"罪与罚"。故此，当今时代文明的转换还需要更新的观念、视野、思路和方法，特别是由新的时代观和人类观来推动，传统资源虽可继续发挥作用，但没有进一步的"创新"是远不能自我超拔的。
确立未来性
若把新文明冲突的根本症结归于现代性和现代化问题，则拯救文明危机的实质就是如何走出或超越现代性和现代化。基于现代性是一个时代性即时间性的范畴，以及时间和空间在形而上学中的根本地位，按照现象学对时间做本质性分析所形成的洞见，历史性、现代性、未来性（或过去、现在、未来）三者"同出而异名"，彼此具有对等地位而不可取代和消除。未来性不象后现代性那样必须通过作为现代性的反动来彰显自身，而是独立自有并扎根本来的，其"晚出"只不过是随着今天发展提速、人之主体性的增强、人工世界的到来而姗姗来迟罢了。它古来就在，只不过才进入人类视域的聚焦点而已。于是，未来性就成为当下克服现代性弊端的一种根本选择。它包含目的性、希望性、趋向性、可能性、导向性和规范性等，即人类社会或文明所希图展示的各种可能性。
今天需要建立一个以未来性为中心的文明体系，完成从现代性到未来性的中轴转换。如今，未来性在经历"是""应当"诸阶段后，正变为一个"怎样"的操作性的实践问题，它以內立的方式推开现代性后，又给出自己的"填充物"，尤其是未来化出场的一种崇高的价值论面相，这是以现代性的否定面相出场的后现代性所不具备的。
推动未来化
未来化是把人类社会或文明从现代导向未来，即在我们当下存在的现代社会里开显出文明所内含的未来特质的过程。考虑到现代性的实现，如关于社会和民族国家的建构经历了漫长的时间，而且至今还留有许多问题，因此，未来化的建设难度肯定要比现代化大很多，但这毕竟是历史的发展趋势，是人类必须努力去探求的愿景与责任。
未来化的要素
以往，人类关于现代化曾有一些系统指标，如民族国家、民主政治、个体人权、科层制等。同样，未来化也有其具体的内容指标，其中一部分可能是借鉴现代化的指标，更多则是基于未来化自身的某些特性和需求而增加的。其中，未来化的基本方式就是"未来+"，即"基于未来的选择"，当下新技术的出现恰好展示了人类社会存在的这种未来属性。当然，未来化有层次、类型和时段的不同。
（一）自然维度，包括未来化的科学，即走向有机性、实践性和人文性的新科学范式；未来化的工程，即生态回馈的工程、人天对话的工程和人类自我实现的新工程范式等；未来化的宇宙论，即超地球学、太空人文和精神道场学等新范式。
（二）社会维度，包括未来化的人文科学，即以精神为中心的精神的现象学、实践学和形态学等新范式；未来化的哲学，即以后生态学哲学为地基的新实践哲学及成人之学等新范式；未来化的教育学，即超限教育学、精神教育学、自我实现的教育学等新范式；未来化的伦理学，即新的大伦理学、文明伦理学、存在伦理学和先行伦理学等新范式。
（三）个体维度，包括未来化的人学，即以成人之学为纲领的内在人学和实践人学新范式等；未来化的思维，包含倒思（以终为始）、规划、限时、未来战略学等新范式。当然，这个系列还可以继续延长，所有问题皆可按"未来+"的模式重新展开讨论，进而形成未来化的新视域和实践态势。
未来化的核心是人的未来化
套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语式，人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此在），但根本上是一种未来性存在（将在），而此在作为将在的"到时"总是走在去往将在的路上，正所谓"人在旅途"。这就把人的本质彻底揭示清楚了，人的"成人"成为一个本体论的使命或内秉性追求，人因此也就被激"活"了。否则，按照以往的理解仍然无法展示人的内在活力与崇高性，所以文明必须有一次丹尼尔·贝尔所主张的中轴性大转换。
根据近年来的讨论，人类文明在当前有一个大转折即"第二开端"。其映现在个体身上就是解决个体生命自身后半程的精神化问题。这是一个可以无限研究和拓展的领域，是"成人"运动之实践人学的一场革命，特别是在普遍有闲时代到来之后，生命的意义问题更加凸显。通过这场革命，人最终展现自己自由的本性，就从一隅之人而跃升为普遍的宇宙之人，从而才有可能真正建立所谓"自由人的联合体"和健全的宇宙观，成为"宇宙人"。就此，自由之人和宇宙之人完成合一，也是彻底的自然主义与彻底的人道主义的合一。
未来化既有一些消极的被动性条件，如环境压力、社会道德失范等，又存在一些积极的条件，如太空探索、人工智能、基因技术开发及人的自我提升等所拓展的智力和机会空间。而这些都不过是人类走向未来的"预备"，但人类最需要从积极的方面吸收能量来推动文明前进。为此，我们对新文明冲突问题的探讨也要采取多视角与相互融合的方式来看待，才能形成更加稳妥有效的认知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