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封制有多离谱?看周天子是如何一步步将自己土地分没得
分封制有多离谱?看周天子是如何一步步将自己土地分没得
周朝的分封制并非简单的层层分封,而是一个复杂的制度体系。从基层组织到科层体系,从国野二元体制到军事体系,周制展现了独特的社会管理智慧。本文将深入剖析这一制度体系,揭示其运行机制和衰落原因。
周制基层组织与科层体系
我们一直说周朝是分封制国家,周天子把诸侯封出去,被分封的诸侯确实是分封制的体现。但在周天子王畿五百里范围内,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从现有的金文材料以及文献资料中,我们能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从西周到战国前期这段时间里,一直在强调基层组织,像州、乡、旅等,不同国家、不同文献里,对这些基层组织有着不同名称的科层制记载。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周朝对地方管理像欧洲中世纪前期那样,采取逐级分封制,那为啥文献里能看到底层有小官,而且这些小官对社会的组织,往往是以户数或者里数为单位,形成人口聚集和地理范围的分级呢?这说明,周朝存在科层制的官僚体系。
科层制的社会组织形态,最大作用在于进行社会组织和动员。我们之前讲过编民为什伍,它的重要作用可不是某些人说的秦国搞全国军事化,而是在秦献公时就开始的,对人口进行组织化和初步统计。只有先统计清楚人口数量,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比如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这就有了掌握数字、进行数字管理的概念。在国家体系里,每一个底层百姓都是簿册上的一个资源单元,无论是服兵役、服劳役还是交税,都基于这个单元。
科层制社会管理表明,在周制发展的过程中,它对社会底层的编制,也不是什么完全自治的结构,而是被编入数目字的簿册体系之中。
国野二元体制剖析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国野制。国野制本质上是征服者族群——周人,对被征服者的一种管理方式。
国野制,本质上是一种以地域划分身份责任的制度体系,国,其实是指城邦内,野则是城邦外,依居住位置的不同,分为国人和野人,而不以血缘划分。
两者的区别很明显,国人要当兵服役,重点是服兵役,而野人则不同,主要是提供贡赋,但是社会的科层化管理,并没有什么区别。
国人是周朝王族的同盟者,周朝王族依托他们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军事和政治集团,这有点像清朝的八旗。八旗里族属多样,通过各种方式凝合出一个所谓“国族”的概念。相对应的,野人则分成不同的氏族或部族,处于分散状态,与国族形成对立,国族是统治者,但国族内部的同盟者,并没有以个人身份对被征服者拥有权力,这和以往人们想象中的奴隶制或农奴制并不一样。
周朝的分封制,是分封同姓、功臣和姻亲到各地,建立新的城邦。城内的国人和城外的野人,并没有统治和被统治关系,国人只是诸侯的军事同盟者,一起镇压野人,但国人对野人没有个人权利。所以说,周制原初状态下,实行的是国野二元的政治组织体制,王和诸侯与国人形成联盟内圈,但国人没有政治上的特权,真正的既得利益者只是王和诸侯的家族成员,这就是“化家为国”“家天下”的体现。
在《周礼》里提到的“稍食”,指的是按月领取粮食的一群小官,他们服务于王和诸侯。这些地位相对卑微的人,恰恰是后世官僚体系的最早雏形。像御史、内史、柱下史等各种“史”,最初都由“稍食”中的人担任,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小官的职责和身份与贵族担任的职官之间,形成了渗透,比如《管子》里就提到“吏啬夫任事,人啬夫任教”,一个负责事务,一个讲究亲民,其实就是渗透与分职。
到了西汉,贾谊在《新书》里讲“王官”,就涉及帝王身边不同层级的人员,从师友、近侍,到防卫的郎官,再到仆役,体现了最原初“官”的概念是以“王”的身边为圆心,扩散它的职能,这和西欧封建社会里廷臣变成朝臣的过程也非常相似。
具体到周朝王畿的管理,往往是最低档次的“稍食”这群人负责亲民和地方管理等事务,之上则是贵族,比如承担管理责任的大夫,这些人类似于日本德川幕府的代官,虽然是贵族,可仍旧是流官,任职一段时间后,仍要调走,并不是把他管理的土地永久分封给他。
也就是说,周制并不能与分封制划等号,它的管理,掺杂了流官、科层制等官僚制度的成分,只是因为世卿世禄的贵族广泛存在,才让人误以为,它是靠着层层分封来进行管理。所以,周制从一开始就相对完善,他本身是脱胎于商王朝悠久的制度文化影响之下,在西垂逐渐崛起,本身就吸收了很多成熟文明的制度性经验,才能构建出自己独特的组织形态。
周制军事体系的困境与衰落
我们知道,商朝是以王族、巫王权力为核心的贵族国家,而西周从建立开始,就有很强的军事化特征,国族体制本质上就是一个军事体制,但又不太先进,更确切地说,全民动员的民兵、农兵组织。
这种全民动员的耕战体系,最大的难题在于,不脱产军队的持续作战能力有限,战争时间越长,对军队组成人员的经济基础破坏越大。
因为国人既要当兵服役,又要种地,两者就成了零和博弈。
而且,周朝组织体系的资源,主要来自国人,而野人和王畿之外诸侯提供的贡赋,物资都到了王室手里,不会分配给国族。这样一来,王族的收益会越来越膨胀,王族人口也会越来越多,社会的贫富分化只会越来越严重,贵族越来越富,国人越来越贫。
经济积累无法渗透到社会底层,国族公共财政层面的兵源和财力,都只能是逐渐萎缩。
王室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就会不断扩张权力、发动战争,可战争时间越长,承担血税的国人就会越贫困,而上层获取的战利品却不会分润给底层。这时候,所谓的耕战,其实是一种恶性循环,最终会破坏掉全民动员的民兵体系。
当然,随着王室财富的扩张,它控制的军事体系一定会向职业化、招募化,但这需要社会和经济组织达到一定水平,财政有能力养活足够的脱产军队,才能实现。
这才有了西周后期,周宣王专山泽之利,侵害了国人利益,导致国人不听他的话,甚至反叛,根本原因就是这个经济、财政转型的过程,并没有完成。所以说,西周、东周越来越弱,并不是因为诸侯国强大,骑到周天子头上来了,或是平王东迁,少了地盘,而是王畿内的国人对于周朝的这套社会组织体系,已经厌倦了。
毕竟,没有谁是天生做牛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