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历史之维，观照艺术与科技
以历史之维，观照艺术与科技
伴随人工智能生成式艺术发展突飞猛进，艺术与技术正走向一种史无前例的融合态。艺术会被人工智能技术取代，进而被其消蚀掉人最后的主体性，还是在科技的助力下创造出一种超媒介的全新艺术生产模型？感性的艺术与理性的科技之间的关系是冲突与制衡，还是融合与互补？重新思考艺术、科学与技术的历史关系无疑十分必要。
过去一年中，人工智能的生成式艺术突飞猛进，尤其是AI图像模型的井喷爆发，推动艺术与技术走向一种史无前例的融合态。在《2023生成式AI图像模型年报》中，作者罗霄指出，在GPT等多模态模型的加持与助推下，“AI视觉艺术创作已经进入‘根据自然语言描述创建图像艺术’的时期，更加接近人本身的创作状态”。艺术会被人工智能技术取代，进而被其消蚀掉人最后的主体性，还是在科技的助力下创造出一种超媒介的全新艺术生产模型？感性的艺术与理性的科技之间的关系是冲突与制衡，还是融合与互补？重新思考艺术、科学与技术的历史关系无疑十分必要。
分化—区隔—三足鼎立
艺术与技术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曾经长时间地合于一体，两者作为对应于自然的人工技艺，在起源上共同缠绕于“技艺”概念和巫神传统，同构于数理原理等，构成人们在历史中对技术与艺术不做区分的底层逻辑。变化发生在16世纪前后。印刷时代，技术型知识史无前例地被落实于文本的书写与图像的精准再现。例如，1543年，维萨留斯出版《人体的构造》一书，这是首次用大幅插图阐释解剖知识的医学印刷品，其中，提香的学生卡尔卡与维萨留斯合作绘制了大量带有浓郁人文色彩的人体解剖插图。书中随处可见极富生机的动态形象，如骨骼图中的骷髅表情丰富、姿态灵活，似乎是要展示移动中的身体，肌肉解剖图下部所描绘的风景很可能是对死者生前故土的真实写生，等等。科技知识的书写中依然保留着浓郁的诗性思维与人文底色。
思想界意识到技艺与科学是两种具有同等地位的不同知识是在17世纪末。伽利略将艺术（与技艺概念混合）的特性归为发明，科学的特征归为发现。此后，人类的全部知识被分化为作为“技艺”（arts）与科学（science）两类，典型表现是彼时大量问世的百科全书。最终，法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作《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r A R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Sciences, Arts, and Trades）的问世，标志着过去由神学统领的混沌一体的知识星团，彻底分化为技艺“arts”与科学“science”两大星系。技术类知识受到重视，技艺与科学双峰并峙，携手登上了知识的宝座。技艺与科技分化为人类全部知识的两大支柱。
18世纪是强调分工的时代，也是知识分化的世纪，更是现代艺术体系崛起并独立的世纪。1714年，伯纳德·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The Fable of the Bees, or Private Vices）中肯定了劳动分工的意义；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开篇云：“社会生产力、人类劳动技能和思维得到大幅提高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1753年，植物学家卡尔·林奈在《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中采用属加种差的二名法命名方式，以连贯、有序、简洁、适时的方式建立起纲（class）、目（order）、属（genus）、种（species）的分类系统，深刻影响到此一时期的知识体系构成。现代艺术体系的确立就发生于这一思想语境中。艺术在这一时期走向独立，同时引发了其自身与传统机械技艺的区隔。1746年，法国人夏尔·巴托以“模仿”为原则，构造出一种“美的艺术”体系，即由诗歌、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及建筑等组成的现代艺术体系，意图在自由技艺之外，以新的原则将自身区别于机械技艺。不过，巴托所依托的“模仿”原则仍属先天不足，只因在柏拉图发明的“模仿”理论中，人类只是应用“技艺”来模仿真理或理念的，艺术只是第三等级的“模仿之模仿”，其中的人是无法实现其主体性的。直至1790年，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将“美的艺术”的本质规定为无目的的、自由的，这才真正完全地将“美的艺术”区分于带有强烈目的性的机械技艺。表征人之主体性的“美的艺术”，不仅区别于略带神秘主义的科学，也同时区隔于机械性的技术，现代艺术在知识体系中获得了独立地位和自主性，科学、技术、艺术三足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
艺术在认识论层面遭到科技碾压
这场理论的风暴让现代的艺术抛却了“技艺”的知识框架，成功地摆脱了机械性的技术属性，沉浸到对无功利审美问题的哲学观照中。谢林、黑格尔的艺术哲学，以及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当代艺术哲学等对艺术本体的可能性展开了无止境的探索。但是，19世纪的欧洲更是科学主义、实证主义的天下，科学跃升为通向真理的唯一门径，加之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倡导介入自然、征服自然，经典物理学分支日臻成熟，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心理学等与技术凝结一体，获得了长足发展。被“艺术”抛弃的技术投向科学的怀抱，传统的机械技艺华丽大转身，跃升为可信、可靠的科技。以无目的性为根本要义，艺术与技术及科学之间形成了鲜明的话语区隔，艺术成为科技之目的性的对立面。
科学的专业化、科目化、职业化、技术化，导致了人文和科技的加速分离，区隔进一步加深。科学、技术的合体带来了无往不利的现代文明，独立的、游弋于技术和科学对面的现代艺术及其理论却在认识论方面失利，以审美无功利为根基的现代艺术基本无力与科技知识相抗衡，由此产生了极端情形——狂热的科学主义和卑微的人文主义，甚至径直出现了对艺术认识论价值的否定，哲学家杰罗姆·斯图尼兹哀叹道：“艺术对社会结构和历史变迁并不产生什么影响，对知识领域也做不出什么贡献；艺术没有通达真理的方法和可确证的知识，它们各自离散、互不相关，因此不构成信仰或知识的主体，故不能产生真理”。艺术在认识论层面遭到科技知识的碾压。
科技界开启了对艺术的再发现
进入20世纪，随着知识体系的不断专业化，人类获得了对各类知识的深度认知，科学、技术、艺术三者各司其职：科学是人类破解宇宙奥秘的钥匙，是人发现“神”之未知世界的通道；技术是人类利用宇宙规律改造和创建自我物质世界的工具，是人建构“人”之现实世界的实体性手段；艺术则是构建诗意精神世界的最高级形式，是人打造“人”之精神世界的神异法物，重建理想世界，抵达人之本质意义上的精神栖居所。
基于此，科技界开启了对艺术等人文价值的再发现。一方面，科技史研究接纳和认可人文艺术的历史性，如乔治·萨顿的《科学史导论》将科技史的研究视野投放在人文学科领域；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在文化人类学、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史、宗教史等知识中理解科技的进程；等等。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也有李政道、杨振宁等科学家对艺术与科学的统一性展开讨论。另一方面，科技对艺术的支持以及艺术对科技的正向反馈受到正视。如1968年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创办《莱奥纳多》（Leonardo）杂志；21世纪清华大学创办了《艺术与科学》丛刊。此后，大量艺术被直接内嵌于科技机构中，出现了大量的科技艺术实验室，如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跨界混搭、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旗下的艺术项目Arts@CERN，欧盟委员会自主计划“地平线2020（Horizon 2020）”研究和创新计划下启动的STARTS项目（Science technology arts）等。其中，STARTS项目旨在通过整体性的、以人为本的研究方法整合艺术与科技，支持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和研究人员之间的协同合作，以创新性来应对欧洲未来可能会面临的社会、生态及经济挑战。艺术与科技在20世纪握手言和，在专业化的协作中走向融合。
科技：颠覆艺术生产方式的根基性力量
进入21世纪，科技变革了引发文明和知识结构的重组，“元宇宙”哲学奇点的到临，人工智能的问世和急速更迭，不明朗的伦理与社会后果挑动着人类文明的脆弱神经。人类纪文明被颠覆的前夜，艺术被视为全人类文明抵御人工智能风险的一道防线和精神护卫者。艺术、科学与技术三者步入融合发展的新纪元。时至今日，异军突起的人工智能不断侵蚀着艺术的生成机制。基于媒介特性的诗歌、绘画、雕塑、建筑、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以及由媒介特性所决定的艺术创作和展示通道都将坍缩为创意性指令和数字内容。艺术不再强求针对媒介特质的基础技法学习和训练，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艺术可摆脱物质性媒介的束缚，呈现更为纯粹的精神性本质。在人工智能风暴中，艺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建构意识更为凸显；艺术所代表精神价值更为珍贵。NFT加密艺术品链上发行，非物质的艺术形式在网络虚拟空间中长久展示并存在；各类AI视频软件的成熟，轻而易举地取代电影电视这种至为复杂的艺术生产方式；艺术创作中的技术障碍和资源区隔被抹平，人人都可获得进入原本技术化、圈层化的艺术界门票。创世主、天工、天才、艺术家、人工智能，艺术史中创作主体的观念嬗变背后是科技不容忽视的驱动力。
人工智能技术时代，艺术可能被重新定义，关于艺术的哲学思考何去何从？传统艺术理论中对“重技轻道”颇多微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对今日由科技驱动的艺术变革无动于衷。技术已不再是18世纪被艺术所摒弃的那种机械性内容，而是与科学一体成为颠覆艺术生产方式的一种根基性力量。艺术的理论视野也需要投向科技，即关注艺术作为人之技艺的历史本质，关注艺术与技术之深层联系，关注当下艺术去物质化的未来可能及其问题，关注艺术对技术理性的人文救赎，等等。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发展已成定局，艺术之维的科技观照、反思和对话是这个时代无法回避的哲学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