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虐待致死到霸凌自杀背后的“合群文化”，韩国为何成了霸凌文化的重灾区？
从虐待致死到霸凌自杀背后的“合群文化”，韩国为何成了霸凌文化的重灾区？
韩国近年来频繁曝出校园和职场霸凌事件，引发社会关注。从学校到军营、从娱乐圈到职场，韩国为何会成为霸凌的重灾区？本文将从文化、历史和社会结构等多个维度，深入剖析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
韩剧《黑暗荣耀》的编剧金银淑曾透露，她创作灵感的一部分来自自己的女儿。女儿曾天真地问她：“如果我把别人往死里打，你会更心痛；还是别人把我往死里打，你会更难受？”这句话震撼了金银淑，同时也点出了霸凌问题中的一大核心：当施害与受害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选择时，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也都是施暴者。
近年来，韩国影视剧对校园和职场霸凌现象的刻画屡屡引发热议，而这些情节往往并非虚构，而是真实生活的反映。2023年，韩国曾爆发了持续数月的大规模教师抗议活动，原因是教师在遭遇学生家长的霸凌时感到无力和恐惧，最终造成自杀悲剧。这一悲剧引发了全国范围内教师的愤怒，他们纷纷走上街头，要求得到更好的保护和支持。从学校到军营、从娱乐圈到职场，韩国总是频繁曝出让人触目惊心的霸凌事件，韩国社会为何会成为霸凌的重灾区？
2023年，数以万计的韩国教师在首尔集会。他们声称现在非常害怕被称为虐待儿童者，也无法管教学生或在学生互相攻击时进行干预。
韩国为何“霸凌”成风？
霸凌问题并非简单的“社会风气不好”就能概括。要真正理解这种现象，需要从韩国的文化、历史与社会结构入手。
韩国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国家，社会中人们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都相对统一。在这样一个强调一致性的环境中，“合群”成为一种隐形的社会规范。从穿着黑白灰的服饰到统一的教育标准，韩国社会的“整齐划一”令人印象深刻。然而，这种统一性背后也隐藏着危险：一旦有人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质，就可能成为被孤立和排挤的对象。
“合群”文化从小就根植于韩国人的教育中。从幼儿园开始，孩子们就被要求“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在集体活动中“不要出风头”。这种强调团体的重要性虽然有助于团队合作，但也可能压抑个性，甚至导致对异类的排斥。这为霸凌提供了心理土壤，因为通过排挤“不同”，可以强化群体内部的凝聚力。
韩国的校园霸凌现象尤其令人担忧。据2018年韩国保健综合福利部的一项调查显示，9至11岁的儿童中，有34.5%的孩子表示曾经历过霸凌。霸凌的形式多种多样，从身体暴力到语言侮辱，再到心理控制，手段层出不穷。
更令人痛心的是，许多受害者在试图求助时往往得不到有效的帮助。一些学生甚至因为长期遭受霸凌而选择自我封闭，甚至自残或自杀。这种现象在韩国社会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但有效的解决措施仍然稀缺。
韩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也为霸凌文化的形成推波助澜。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日本殖民时期。当时，日本人通过严苛的等级制度来统治韩国，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这种等级化的管理方式，不仅在殖民时期对韩国社会造成了深远影响，还在其后的军队文化中得以延续。
在职场中，新人需要无条件地服从前辈，哪怕前辈的要求不合理；在学校，低年级的学生往往被要求对高年级的学生表现出绝对的服从。这种对权威的绝对服从为霸凌提供了文化合理性，使得受害者往往难以反抗。
韩国的军营文化是等级观念的另一个典型例子。二战期间，日本军队以暴力和服从为核心的管理方式被韩国军队继承并“发扬光大”。这种等级制度鼓励资历较深的士兵对新兵进行“训导”，其中很多手段已经超出了合理的范围，演变为赤裸裸的霸凌行为。
韩国实行义务兵役制，每个男性都必须服兵役。这种强制性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军营内的等级压迫。在军队中，资历较老的士兵往往对新兵进行所谓的“教育”，其中不乏暴力行为。一些新兵甚至会被迫做出极端屈辱的事情，比如吃下呕吐物或在严寒中脱光衣服接受“惩罚”。
2014年，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揭示了军营暴力的极端案例。第28师团的一名新兵尹某因长期被虐待而死亡，验尸报告显示他全身多处严重受伤，甚至遭受过性暴力。这一案件成为舆论焦点，但也揭示了军营霸凌的系统性问题。许多类似事件往往因受害者害怕报复而被掩盖。
经济结构与社会阶级固化的影响
韩国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财阀，这种资源的集中使社会阶级固化日益严重。在这种环境下，普通人不仅要面对阶级固化带来的压力，还要在有限的资源中激烈竞争。这种“内卷化”环境加剧了人际间的对立，也为霸凌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韩剧《黑暗荣耀》中展现的阶级矛盾，正是对这种社会现象的深刻写照。霸凌不仅是个人行为，更是一个阶级通过压迫另一个阶级来巩固自身地位的手段。
面对如此严重的霸凌问题，韩国政府的应对显得十分不足。虽然相关部门曾提出设立“校园暴力援助中心”等措施，但由于经费不足或执行力度不够，许多计划最终不了了之。
法律对霸凌问题的处理也显得软弱无力。据韩国教育开发院的一份报告显示，仅有40%的校园霸凌案件最终得到了解决。这种低效率的执法机制使得霸凌者更加有恃无恐，而受害者则更加无助。
尽管现状令人担忧，但韩国社会并非完全对此无动于衷。一些民间机构和公益组织开始积极参与反霸凌行动。例如，有些公司专门提供“复仇服务”，帮助受害者收集证据并发起法律诉讼。此外，韩剧和电影对霸凌现象的揭露，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公众对问题的关注。
近年来，一些学校开始尝试引入心理咨询和干预机制，帮助学生应对霸凌问题。同时，社交媒体的普及使受害者有了更多发声的平台，也为揭露霸凌行为提供了新的途径。
结语
韩国的霸凌问题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多种文化、历史与社会因素交织的结果。从单一民族文化的“合群”压力下的等级观念，从经济结构的固化到法律的不作为，所有这些都为霸凌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然而，改变的希望依然存在。通过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共同努力，韩国有机会从这一顽疾中逐步走出。只有打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构建更加包容和平等的社会文化，才能真正消除霸凌现象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