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女性的出走与“被出走”
现代女性的出走与“被出走”
“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时，提出了一个含有女性主义色彩的问题。此后这篇演讲整理成稿，发表在1924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刊》第六期上，流传于世，成为现代女子解放的“元文本”。
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玩偶之家》
五四时期，妇女解放问题成为现代启蒙者们思考与谈论的焦点。在“德赛”两位先生的指引下，女性问题作为文明批评的一面大旗，从解放妇女的双脚（放足）与双手（走出家庭外出劳动），到追求受教育权（冰心《两个家庭》）期待两性平等，传统伦理中“三纲五常”里的“夫为妻纲”开始解体，三从四德的女性规范开始被审视，现代女性的独立意识开始觉醒。作为个体的“人”，女性开始被发现，被关注，被释放，甚至“被出走”——但出走之后何去何从，无人关心。
鲁迅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被出走”：男性作家主动让现代女性出走
早在1919年3月，《新青年》6卷3号就刊发了胡适的重要话剧作品《终身大事》，唱响了五四“出走文学”的先声，揭开了“五四”文学“娜拉式出走”的序幕。剧本是独折戏，最初是用英文写出，预备在北京的美国大学同学会的宴会上演。无奈找不到女性角色（这背后的原因值得考究，是找不到合适的还是没人愿意演？），阴差阳错被编辑看重得以翻译成中文刊登出来。胡适戏谑自己写的是西方的Farce——游戏的戏剧、闹剧亦或滑稽剧，“第一次弄这一类的玩意儿，列位朋友莫要见笑。”但今天来看，故事主题和情节却很沉重，特别体现在子女在家庭伦理面前的无力感，一点也不滑稽搞笑。而真正让人啼笑皆非的父母迷信情节，在强词夺理之下的无效反抗面前又多了一丝心酸。
排练中的《终身大事》
剧本描写一个中产家庭的独生女田亚梅为争取婚姻自主而离家出走的故事。亚梅留学归来，自主选中了多年在一起的朋友陈先生。田太太正在革新思想，答应丈夫不再算命却出尔反尔，又是拜观音又是求算命，最终得出命相不合、八字相克的结论从而反对这门新式婚姻，所谓“蛇配虎，男克女。猪配猴，不到头。”“夫妻前生定，因缘莫强求。逆天终有祸，婚姻不到头。”而表面开明的父亲居然也给了致命一击：翻出了族谱强调中国风俗不准同姓的结婚，还迂腐的用他那一套“祠规”以“两千五百年前，姓陈的和姓田只是一家”的荒唐说辞反对女儿的婚姻。最后亚梅趁父母离屋吃饭，留下字条出走。留言说“这是孩儿的终身大事，孩儿该自己决断，孩儿现在坐了陈先生的汽车去了，暂时告辞了。”
胡适
值得关注的是，这本戏剧的作者是男性，在处理女性角色的时候，仍然设置了类似“男导师”“同道者”的角色，男性视角尽显其中，并没有真正换位到女性主体本身。最大的败笔可能还是末尾——陈先生托李妈给了亚梅一封信，信上道出了这篇戏剧的核心要旨——“此事只关系我们两人与别人无关你该自己决断”“你该自己决断！”此时的亚梅终于有了“出走的决心”——“是的，我该自己决断！”
无可否认，男作家写女性，通病都是离不开男性视角，如上帝般俯视亦或是出现洪钟之音，仿佛来自天边的自由之神的呼唤。我不由想问，女性就一定需要这种来自男性的俯瞰和呼唤吗？在革命以及解放的道路上，女性的抗争就一定需要帮手，一定需要革命的“同路人”或是“思想导师”吗？
有意思的是，这出戏最终还是没人“敢演”，且看胡适的无奈——
（跋）这出戏本是因为几个女学生要排演，我才把它译成中文的。后来因为这戏里的田女士跟人跑了，这几位女学生竟没有人敢扮演田女士，况且女学堂似乎不便演这种不道德的戏！所以这稿子又回来了。我想这一层很是我这出戏的大缺点。我们常说要提倡写实主义。如今我这出戏竟没有人敢演，可见得一定不是写实的了。这种不合写实主义的戏，本来没有什么价值，只好送给我的朋友高一涵去填《新青年》的空白罢。（适）
尽管如此，《终身大事》的社会意义值得肯定，毕竟“但开风气不为师”一直是胡适文学实践的原则。此后，巴金笔下的曾树生（《寒夜》）、老舍笔下的“月牙儿”（《月牙儿》）、萧红笔下的“我”（《呼兰河传》）、丁玲笔下的莎菲（《莎菲女士的日记》）、曹禺笔下的陈白露（《日出》），一直到当代文学杨沫笔下的林道静（《青春之歌》）、陈忠实笔下的田小娥（《白鹿原》）、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长恨歌》）、莫言笔下的戴凤莲（《红高粱家族》）……无疑不是一个个“在逃公主”，勇于冲破家庭的桎梏，走向更为广阔的社会。
但是，这些“娜拉们”走了之后呢？没什么人关注，他们走后那些不为人知的、更为悲惨的命运，除了鲁迅。
《彷徨》封面，短篇小说《伤逝》出自其中
1925年，鲁迅写出他职业生涯唯一的一篇以爱情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逝》，通过文学的形式回答了两年前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会讲时所提出的问题“娜拉走后怎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小说主动让子君出走，与旧家庭决裂，与新男友走向未来。然而，通篇没有光明的未来，而是以男性涓生的悔恨和悲哀，来为自己勇敢走出家庭的同居女友子君送葬。被涓生抛弃的子君是死了，她没有走上堕落的路，而是重回到了旧家庭，遭受封建礼教的精神虐杀，印证了鲁迅在1923年的推断——兜兜转转一圈的艰难岁月，子君最终回来了，像饥渴的孩子寻找生机。
这部小说一直是我鲁迅小说排行榜上的TOP3，原因就在于我觉得鲁迅不是以大男子主义视角在写作，一点都没有如今男性作家的气质，而是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把自己想象成了子君，在过子君的人生。高级的地方在于，鲁迅不作高高在上的圣人，害不得一点“铜臭味“，而是就事论事，不仅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爱情必须有所附丽，这附丽就是——钱，“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如何“更新，生长，创造”？我认为鲁迅其实已经通过小说讲得很明确，就是经济基础。涓生没有工作，找不到工作，不愿做其他工作，只愿做满足自己革命情绪价值的工作，赚不到钱养不起家，没有物质条件保障，只会空喊口号，只会逃避到通俗图书馆，做着未来的“白日梦”，甚至到末了以“我已经不爱你了”的说辞逃避子君。某种程度上，涓生要为子君的死负责。那出走又回家的子君呢，你可能会批判她，为什么要依附男人？为什么同居后要向生活妥协？为什么分手后还要回家甘受亲人的白眼？这一切都因为她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现代女性还未真正走向现代云云。但我想请问，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子君真的能脱离社会和生活，去走所谓革命新生的道路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小说的末尾，涓生准备收拾心情重新出发时，鲁迅在此笔锋一转，再次把他的启蒙对象们拉向绝望的深渊——“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都已经要用“遗忘”和“说谎”做前导了。鲁迅可真敢把他笔下的男性写死，写到无路可走，勇敢追梦却无路可走。正如他两年前所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娜拉走后怎样》）小说的高明之处尽显，鲁迅不愧为洞察者、执火者，一方面源于他的去男性视角，对他笔下的男性力透纸背地批判，另一方面更是源于他对当时社会的现状和条件有着深刻的体察，他才能够看到，做未来不切实际的“梦”是没用的，子君的下场必然是悲惨的，要求女性盲目出走是要不得的，社会大环境必须变革，为女性生存开辟更多空间和可能——有了“出走的决心”，还要有“出走的底气”。
小说《伤逝》
“这一次谁都别拦着我”：《出走的决心》与出走的底气
如果说，田亚梅（《终身大事》）出走的决心还是男性的点醒，是外硕为主内发不足，缺乏主体意识的参与，那么到了子君的出走（《伤逝》），她发出的呐喊振奋人心，是强烈个体意识的存在：“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时光流转百年，女性主义发展到今天，想获得出走的决心早已不难。近期，由尹丽川执导，咏梅、姜武主演的电影《出走的决心》，就再一次印证中国现代女性出走“忍无可忍，无须再忍”的魄力与勇气。
电影《出走的决心》剧照
启蒙仍在继续，和近现代家庭背景下“娜拉们”不愿做傀儡，坚持出走的决心相似——看清生活的真相后，被逼到非走不可。影片把上世纪与当下并置，回溯与直叙交织，蒙太奇视角让两个时代片段式呈现，形成对话效果。剧中台词“我早就该走了”“我以为忍一忍这辈子就过去了，但我现在不这么想了”以及宣发海报上“决定了 不等了！”仿佛女性宣言掷地有声。
诚然，女性在古今的社会角色，无论是妻子，亦或是母亲，贤妻良母的形象共同塑造了完美的“她者”形象，但在某些时刻，这种身份属性的形塑却给世人留下了一种永远在背后默默付出不求回报的刻板印象。女性丢失自我，为家人而活的生存困境逐渐清晰并尖锐。影片中的一处细节非常打动人，似乎在向所有的观众抛出灵魂之问：“为什么世上只有母婴店，没有父婴店？”“女人生来就要带孩子，做家庭主妇吗？”操劳半生，“伏弟魔”当了、夫唱妇随做了，家庭主妇兼儿孙服务员干到绝望了，挣扎于家庭和生活的琐碎之中让李红抑郁乃至自残。当她想寻求日子的其他过法时，却被老公一句句“好好的日子不好好过，你就是不明事理”“谁家老娘们儿不做饭啊，你比人多干了啥”指责谩骂。被逼上绝路的她决心不再等待，驾车出走，兑现年轻时的诺言——云游四海，腾云驾雾。
电影《出走的决心》剧照
在身份属性没有办法更改变换的今天，出走的勇气和决心更为重要——你能否勇敢的暂时抛下丈夫女儿外孙，说走就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你能否为自己而活，拥抱全新的世界？或者，实在勉为其难，能否下定决心用自己的智慧在家庭和自我实现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哪怕是短暂的做自己？
由此，出走的动机赫然显现——为自己而活，活出自我。影片中，李红做到了，而现实中，李红的原型人物苏敏同样做到了。“50岁阿姨自驾游”“60岁的她正式向丈夫提出离婚”……上热搜不是目的，当网红更加不是目的，唯有继续向前才是归宿。苦过累过不堪回首过，身上的担子也担过付出过，人到中年，是时候厘清责任找回自我，只要问心无愧内心自洽，人生就没有遗憾。
故事原型人物——苏敏
出走的决心有了，但问题还是那个老问题，出走之后怎么办？有梦很好，但是梦醒之后怎么办？鲁迅给出了答案：“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可见，他和当代人一样，早已参悟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真理。他假意告诫人们万不可做将来的梦，因为为了实现梦，得先受苦。人往往是怕吃苦的，是怕看到自己腐烂的不觉醒的灵魂的。而那些只做当下春秋大梦而不懂得行动的人，则是一种逃避，一种麻木的戏剧看客，永远在看别人的故事，而无法做出自己的“出走”。影片中也呈现了李红吃尽苦头向弟弟强硬讨债的情节。一个中年女人，疫情期间独自上路，工资都不够油费，希望在前面，困难同样也在前面。但李红不要施舍，不要同情，因为“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娜拉走后怎样》）。她向邻居兜售自己制作的辣椒酱，开直播分享旅途见闻，为了钱，为了活出自我的资本，也为了出走的底气，改变需要吃苦的行动，哪怕是流血，哪怕是牺牲，也要做韧性的战斗。
60岁的苏敏正式向丈夫提出离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