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人工智能（AI）与全球化的态度及其政治影响
公众对人工智能（AI）与全球化的态度及其政治影响
人工智能（AI）和全球化作为两大关键变革力量，正在深刻影响着就业、生产率和价格等多个维度。公众对这两者的态度有何差异？这种差异又将如何影响政治决策？本文基于美国和加拿大6000名受访者的联合调查实验，揭示了公众在面对AI和全球化时的复杂态度及其政治影响。
研究背景与意义
AI和全球化都被视为推动经济变革的关键力量，两者都会在多个维度产生复杂的经济效应，包括创造就业机会、降低价格的好处，以及工作岗位流失的代价。从历史上看，全球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度间的张力始终存在，这种关系往往以熊彼特所提出的“创造性破坏”为特征，并伴随着具有破坏性的分配效应。随着经济安全水平下降与社会不平等程度加剧成为这种结构性变迁的副产品，公众对经济转型的认同度可能逐步消减，进而动摇对民主治理体系本身的信任基础。这揭示了一个关于公众态度的关键问题：人工智能是否会像全球化一样，挑战现有模式并引发政治反弹？
研究方法与设计
研究团队在美国和加拿大进行了联合调查实验，选取了6000名受访者，通过模拟企业在采用离岸外包或AI后的价格与就业变化场景，研究了公众对作为全球化典型表现的离岸外包（offshoring）和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的态度差异，重点关注公众在就业变化和价格变化之间的权衡。
研究设计了一个统一的框架来分析离岸外包和AI的影响，展示了这两种经济变革如何产生一系列潜在的可比较的结果，包括积极方面（如生产率提高、价格下降）和消极方面（如失业问题）。研究还考虑了市场结构、企业规模效应、生产力不均衡等因素对就业和价格的影响。
主要研究发现
研究发现，公众对价格变化的敏感度不亚于甚至超过就业变化；在就业变化维度内，公众对AI造成的失业比AI创造的就业更敏感。此外，公众对AI支持度总体高于离岸外包，美国民主党尤为乐观，共和党与加拿大人更谨慎。政治党派影响显著：美国两党对离岸外包态度呈现明显分化；AI尚未被政治化，但有潜在党派分歧风险。
党派差异分析
研究发现，民主党人是最支持AI的群体。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当共和党人看到涉及失业或价格不变的情景时，他们就会对AI持中立态度。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对价格变化的反应类似，当价格下降时，他们对AI的支持度会增加。在所有工作类别中，这两个群体都对工作岗位减少做出了反应。在对工作岗位增加的反应方面，结果参差不齐，同样，相对于工作岗位减少或价格变化，受访者对工作岗位增加的反应并不强烈。
关于加拿大，研究重点关注了三个主要政党：中左翼的加拿大自由党（Liberal Party of Canada, LPC）、右翼的加拿大保守党（Conservative Party of Canada, CPC）和左翼的新民主党（New Democratic Party, NDP）。研究发现，加拿大三个主要政党对AI的支持非常相似。虽然对就业增加的反应存在一些差异，但所有党派的支持者对价格变化和就业减少的反应类似：随着价格下降，他们对AI的支持增加，而随着工作岗位减少，对AI的支持也随之减少。各政党的唯一显著差异是，新民主党选民对工厂岗位变化的反应比其他两个政党的支持者更明显。总体而言，加拿大三大政党在AI方面与美国共和党的相似程度高于民主党。在支持AI方面，没有一个加拿大政党类似民主党。最后，关于离岸外包，保守党和自由党选民对离岸外包的平均支持率以及不同属性值对支持率的影响在统计上是有区别的。与自由党或保守党相比，新民主党选民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略为灵敏，他们在价格不变或涨价的情况下对离岸外包的平均支持水平较低，但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差异在统计上并不显著。加拿大的保守党人比美国的共和党人更支持离岸外包。
结论与启示
研究揭示了AI和全球化带来的转变都具有多维性，因为二者会同时影响就业、价格和生产力，迫使个人进行复杂的权衡，从而塑造公众舆论和政治策略。媒体对全球化的负面描绘，加之群众对其涉及的多维权衡的理解有限，往往会造成公众对经济开放的反对，助长对保护主义政策的支持。未来研究的关键问题是，未来的AI是否会遵循类似的轨迹，以及哪些政治群体可能会从AI的政治化中获益。
虽然AI与全球化都涉及多方面的权衡，但全球化被（西方）公众视为一种外国威胁，而AI则往往被视为一种国内创新。这种认知框架上的差异很可能导致人们对离岸外包产生更强烈的负面反应，因为离岸外包往往与外国竞争相联系。正如之前的研究表明的那样，贸易导致的工作岗位流失往往会引起更强烈的情绪反应，而技术变革导致的工作岗位流失则不会激起同样程度的民族主义情绪。此外，AI还没有像离岸外包那样被政治化，其经济后果才刚刚开始显现，这种“前政治化”状态可能使公众对AI持更偏好或中立的态度。
价格变化和就业变化在影响公众舆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不同政治派别和国家之间，价格变化的影响力往往与就业波动相当，甚至更大。在评估经济变化时，个人可能会优先考虑自己的消费者角色，而不是劳动者角色。因此，决策者不应低估消费者利益在影响公众舆论方面的力量：解决消费者关注的问题并强调价格的积极影响，可以缓解公众对经济转型的反对。
在通胀背景下，随着生活成本的增加，受访者可能会更加关注价格的变化，认为与工作的增减相比，价格的变化更为直接，对个人的影响也更大。本研究数据收集于2023年通货膨胀高企时期，但既有文献证明类似模式也会出现在其他情况下。虽然本研究揭示了人们对就业和价格变化的敏感性，但个人对这些方面的相对权重的驱动机制仍有待探索。我们认为，政治框架在塑造公众态度方面起着关键作用，但更广泛的宏观经济条件（如通货膨胀或失业率）以及个人经济状况也可能对这些偏好产生重大影响。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经济条件和政治框架如何相互作用，影响个人在应对经济变革时优先选择消费者还是劳动者的角色。
根据本研究结果，决策者和政党显然将在塑造公众对AI的看法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AI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生产力方面具有巨大潜力，但公众对工作岗位转移和不平等的担忧仍值得关注。如果不加以控制，AI可能会加剧不平等，并进一步将权力集中在少数主导企业手中。这引发了关于政府是否需要对AI发展进行监督与引导，以确保更公平结果的讨论。如果忽视这一技术变革中的失败者，AI就有可能加深政治分化。
研究结果揭示了不同党派在支持AI方面的分歧。虽然公众舆论并不总能直接转化为政策，但可以影响政党战略。如果AI被政治化，我们可能会看到反映这些分歧的不同政策方法。在美国和加拿大，左翼和中左翼党派（民主党、自由党、新民主党）更倾向于通过社会投资和政府监管来应对AI的潜在风险，右翼（共和党和保守党）则更支持保护主义政策，这证明右翼党派可能将AI视为一种增强本国与外国经济竞争的力量。
AI在未来可能如何被“抹黑”以及被哪些政治人物利用，还有待观察。本研究发现， AI并非不会受到政治反弹的影响。要应对这一挑战，就必须通力合作，信息透明化，实施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措施，以更具包容性的方法来应对AI的社会和经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