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王国历史书写的新方向——读《伟大的非洲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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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王国历史书写的新方向——读《伟大的非洲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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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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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非洲历史上曾诞生过数以百计的王国，但外界对非洲历史的认知却往往集中于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之类的主题。《伟大的非洲王国》一书对分布于尼罗河谷地、埃塞俄比亚高原、撒哈拉沙漠-萨赫勒-稀树草原、西非稀树草原和森林、几内亚湾沿海、刚果河流域、大湖地区、南非高原等地区的若干代表性王国的历史进行了介绍和论述，尤其是对这些王国及其国王、王权在近代和当代的传承性影响进行了分析。

尽管非洲历史上曾诞生过数以百计的王国，但外界对非洲历史的认知却往往集中于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之类的主题。即便有一些人关注非洲古代王国，他们的关注也往往是以“异域”“神秘主义”“落后”“野蛮”等为视角。由此形成的一种认识是：非洲古代的王国要么不值一提，要么是可以忽略乃至批判的历史陈迹。从本质上来说，这一类认识是“非洲无历史论”甚嚣尘上的一个产物，也是“非洲无历史论”本身的一种表现形式。

为破除这种观念及其影响，重新研究、书写并传播非洲古代王国的历史一直被当作非洲人民争取独立、探索民族国家建构、树立非洲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地位的一项重要工作，约翰·帕克的《伟大的非洲王国》就是这项工作的一个最新成果，它对分布于尼罗河谷地、埃塞俄比亚高原、撒哈拉沙漠-萨赫勒-稀树草原、西非稀树草原和森林、几内亚湾沿海、刚果河流域、大湖地区、南非高原等地区的若干代表性王国的历史进行了介绍和论述，尤其是对这些王国及其国王、王权在近代和当代的传承性影响进行了分析。

在《伟大的非洲王国》的编者约翰·帕克及诸章撰著者看来，关于非洲王国历史的知识是产生于一个对非洲极为不利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非洲被瓜分、被征服、被统治，非洲王国的历史相应地也是要么被忽视，要么被扭曲。因此，重新探索并书写非洲王国的历史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但是，除尼罗河谷地、埃塞俄比亚高原、撒哈拉沙漠-萨赫勒-稀树草原地区的王国有一些自己的王朝编年史之类的文字记录外，其他广大地区的诸多王国却并没有这方面的基础。对一些王国来说，殖民者转录的非洲人口述资料以及他们所做的人类学观察和记录从客观上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欧美的研究者们以此为基础展开研究，他们常常关注非洲王国、国王、王权的神秘性、仪式性，即便是谈政治、经济，也难以从神秘、仪式、非科学的框架中抽离，在研究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使用西方中心论的原则和标准，这不可避免地导致非洲王国历史研究和书写失去本真。

为扭转这种局面，早期的非洲民族主义史家往往强调两点：一是力证非洲有自己的王国和王国历史，二是强调非洲的王国有“荣耀的过往”和“英武的国王”，乃至刻意地强调一些王国的“帝国”特性，强调它们的“大”和“力量”。这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能够起到一定的鼓舞作用，在一些地区和国家也能发挥提升民族自信和促进民族国家建构的作用。比如刚果王国，尽管早在19世纪之前就已经名存实亡，但仍存续的“名”却显示出持久的生命力：刚果民族主义主要力量之一阿巴科党（ABAKO, Alliance des Bakongo）就强调自己与刚果王国的联系并以此为基础开展民族主义运动，其领导人卡萨武布甚至被一些追随者当作刚果人的“国王”。后来，当刚果独立仪式举行时，阿巴科党的一位成员将前来参加仪式的比利时国王的剑抢去，跳起刚果王国用来象征获得合法性和行使权力的战舞。这一行为被认为是将一个外来的权力标志转化为当地的象征，以传统的形式完成现代权力的交接，从而使独立成为“刚果自身所有的独立”。祖鲁王国也是如此，尽管兴起较晚、在被英国征服之前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但“祖鲁”本身就是一个象征，一种激励，当南非本身经历多殖民地和酋邦并立、南非联邦、种族主义共和国、黑人多数统治共和国的曲折变迁时，祖鲁“王”和祖鲁“文化复兴”却以想象和现实相交融的形式一直维系。

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只有积极的一面。一些对特定王国历史的强调包含了不利于构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大民族主义或者地方民族主义倾向——同样是阿巴科党，它对刚果王国的强调一度导致刚果国家分裂的危险。一些对大王国或大“帝国”历史的强调有时会给基于特定疆域的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带来复杂影响，比如对西非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加纳、马里、桑海三古国的强调就难以与相应地区现代国家的历史研究和书写形成完全良性的对应。在一些历史上出现过多个王国的国家或地区，一些王国的存在可能意味着对其他王国人群的征服和压迫，对这种王国历史的强调会引起了同一现代国家内有其他王国历史传承的群体的反感甚至反对，比如对干达王国（Buganda）的强调就不被传承自尼奥罗王国（Bunyoro）的群体所接受。

考虑诸多复杂情况，即便是非洲人自己，在书写相关王国历史时也必须保持谨慎。而在《伟大的非洲王国》的作者们看来，或许可以淡化疆域和实体，淡化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关系，而更多地去注重积极的社会文化影响和可共同拥有并利用的遗产。

在非洲诸王国的体系和关于王权的观念里，一直就有丰富的具有积极内涵的元素。一些被欧洲人视为超自然的王权观念，那些关于“猎人”“造雨者”或者“铁匠”国王的传说，立足的正是丰产、福祉和秩序等原则，并不能因为形式上的宗教或者原始宗教性，就否定其在社会维系和道德传承方面的价值。而在一些曾在同一时期或相近时期内出现多个王国的地区，权力的分散、政治文化和结构的复杂、文化的多样、各王国人民对内部团结和独立地位等的珍视，都指向既具各自特性又有一定普适性的良性方面。也正是因为王国体系和观念中积极内涵的存在，殖民者才愿意在一些地区以各种形式保留王国和国王们的存在，即便只是视其为附属品和实施殖民统治的工具。而一些非洲国家在独立后仍继续承认某些王国和国王的特殊地位，也是对其所包含的积极内涵的一种承认。

一些王国留下了可以实实在在感受的遗产。西非中北部以加纳、马里、桑海为代表的古国及如松迪亚塔、曼萨·穆萨之类的国王，一直是非洲民族主义史家和外界讲述非洲史时所津津乐道的对象，它们被认为代表了非洲的辉煌过往，是可以用来展开宏大叙事的“帝国传统”。这种叙事正在经受批判，但以杰内的清真寺为代表的建筑和格里奥的传统却受到共同的认可，尤其是格里奥传统，它包含了历史、文学与音乐等多方面的元素，至今仍然以音乐文化的形式繁荣于马里、塞内加尔、几内亚和冈比亚等国。埃塞俄比亚高原上基督教王国虽历经磨难曲折但却绵延逾千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彻底消亡，但一些记忆却不会消亡：19世纪末孟利尼克二世皇帝在阿杜瓦战役中击败意大利殖民者，不仅保住了可贵的独立，还鼓舞了世界范围内的非洲人；古老的基督教传统仍是维持埃塞俄比亚统一的重要支柱，不管这种维持遭遇多少挑战；即便是代表着王国消亡的海尔·塞拉西皇帝，也不应抹杀他在创立非洲统一组织——即今天的非洲联盟——方面所发挥的难以替代的作用。

在《伟大的非洲王国》的序言中，加纳裔、出生于坦桑尼亚的英国建筑师大卫·阿贾耶（David Adjaye）说，非洲的王国“与河、湖等紧密关联，与城市、庙宇、陵墓紧密关联，也与黄金和艺术紧密关联”。这就意味着，人们可以并且应该以多种视角去研究和书写非洲历史上的王国。超越殖民者的“猎奇”与贬斥，超越民族主义史家的拔高和美化，超越基于族群的“偏心”与“别有用心”，非洲王国历史的研究和书写应可以进入一个更加平和而包容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