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如何变得如此富有
欧洲如何变得如此富有
在一个强国和帝国林立的时代，全球只有一个地区经历了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那是如何做到的？
现代世界及其史无前例的繁荣如何开始？为何开始？书架上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其他学者满满当当的饱学巨著解释了18世纪现代经济增长或“大富裕”过程如何在西欧爆发，以及爆发的原因。最老、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解释是欧洲长期的政治分裂。几个世纪以来，没有哪个统治者能像蒙古人和明朝人统一中国那样统一欧洲。
应该强调的是：欧洲的成功并非欧洲（更不用说基督教）文化任何固有的优越性的结果，而是所谓的经典突显特性，是整体上更简单的相互作用的复杂和意外的结果。现代欧洲经济奇迹是偶然性的制度结果。它既未被设计，又未被规划。但它发生了，且它一旦开始就生成经济进步的自我强化动力。该进步使知识驱动的增长不仅变得可能，而且还可持续。
这是如何做到的？简言之，欧洲的政治分裂促进生产竞争。那意味着欧洲统治者发现自己在争夺最优秀、最具生产力的知识分子和工匠。经济史学家埃里克·琼斯把这种分裂称为“国家体系”。欧洲在政治上分裂为多个相互竞争的国家，其代价十分高昂：它们包括几乎永不停止的战争、保护主义和其他协调失灵。然而，许多学者现在相信：从长期来看，相互竞争的国家的好处远远大于代价。尤其因为这些国家的存在鼓励科学和技术创新。
欧洲政治分裂尽管有明显的代价，但也带来巨大的好处。这个观点由来已久。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1789年）的结尾一章写道：“欧洲现在分裂成12个强大但不平等的王国。”他把其中的三个王国称为“受人尊敬的联邦”，而把其他的称为“一系列更小、但独立的国家”。他继续写道：“暴政的滥用受到恐惧和羞耻的共同约束。共和国已经获得了秩序和稳定；君主制已经吸收了自由的原则，或者至少适度的原则；通过时代的总的风尚，最不健全的宪法也引入了某种荣誉感和正义感。”
换句话说，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它们相互之间的榜样，也改善了政治威权主义一些最糟糕的可能性。吉本补充道：“在和平时期，如此众多的活跃竞争对手竞相仿效加速了知识和工业进步。”大卫·休谟和康德等其他启蒙时代思想家也持有相同的观点。从18世纪早期俄罗斯彼得大帝的改革，到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后美国惊慌失措的技术动员，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强大的经济推动力。也许更重要的是，“国家体系”限制了政治和宗教权威控制知识创新的能力。如果保守的统治者钳制异端和颠覆性（即原创和创造性的）思想，那么其治下最聪明的国民只要换个国家就行（正如他们中许多人所做的）。
对这个观点可能的反对意见是：政治分裂还不够。印度次大陆和中东在其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分裂的，非洲则更甚，但是它们都没有经历大富裕。显然，富裕需要的因素更多。知识和技术创新者所面对的“市场”规模可能是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一个科学和技术发展因素。例如，1769年，马修·博尔顿写信给他的搭档詹姆斯·瓦特：“只为三个国家制造[你的蒸汽发动机]不划算；但我觉得，为全世界制造是非常值得的。”
适用于蒸汽发动机的情况同样适用于天文学、医学和数学方面的书籍和论文。编写上述一本书的成本是固定的，由此，市场的规模很重要。如果分裂意味着每个创新者的支持者都不多，那么它就会给激励泼一盆冷水。
但是，在现代欧洲早期，政治和宗教分类并不意味着知识创新者的受众很小。政治分裂与卓越的知识和文化统一并存。欧洲为一个多多少统一的市场提供思想观点、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网络的饱学男女。新思想在他们之间分发和传播。欧洲的文化统一根植于其古典遗产，且知识分子广泛使用拉丁语作为他们的通用语言。中世纪基督教教会的结构也提供了整个欧洲共同的一个元素。事实上，在“欧洲”这个词被普遍使用之前，它被称为“基督教国家”。
尽管中世纪的智力活动（无论是参与人数还是辩论的激烈程度）与随后的智力活动相比强度不大，但在1500年之后它就是跨国的。在现代欧洲的早期，知识分子群体虽然稀少，但活跃和流动，国界对他们几乎没有什么重要性。尽管旅行十分缓慢和不舒适，但是欧洲许多领先的知识分子还是在国家之间来回移动。胡安·路易斯·维夫斯出生于瓦伦西亚，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出生于鹿特丹。他们两人是16世纪欧洲人文主义最著名的领袖。他们都体现了欧洲主要思想家自由自在的品质：维夫斯在巴黎求学，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在弗兰德斯生活，但他也是牛津大学科珀斯克里斯蒂学院的成员。他还曾做过亨利八世的女儿玛丽女王的私人教师。他还在图灵和威尼斯生活过。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流动性在17世纪变得更加明显。
如果欧洲的知识分子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和自在移动，那么他们的思想传得甚至更快。借助印刷机和极大改进的邮政系统，书面知识的传播十分迅速。现代欧洲早期相对多元化的环境尤其与东亚不同，保守主义试图压制新思想的努力失败了。伽利略和斯宾诺莎等知识分子超级明星的声誉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如果当地的审查机构试图禁止其作品出版，他们也能很容易地在国外找到出版商。
伽利略“被禁的”著作很快就被偷运出意大利，并在新教城市出版。例如，他的《两门新科学的对话》（Discorsi）于1638年在荷兰的莱顿市出版，他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o）于1635年在斯特拉斯堡再版。斯宾诺莎的出版商让·里维茨将“汉堡”放在他《神学政治论》（Tractatus）的扉页上，以误导审查人员，尽管这本书是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对知识分子而言，欧洲分裂和非协同的政体促进了在中国或奥斯曼帝国不可能存在的知识自由。
1500年之后，欧洲独一无二的政治分裂及其泛欧学术机构在新思想传播方式上带来了巨大的知识变革。在欧洲一个部分写的书进入欧洲其他部分。它们很快到处被阅读、引用、剽窃、讨论和评论。当新发现在欧洲到处开花时，整个欧洲大陆都对它进行辩论和测试。威廉·哈维关于血液循环的课本《心血运动论》（De Motu Cordis，1628年 ）出版50年后，英国医生和知识分子托马斯·布朗对哈维的发现进行反思：“在传播的第一波喇叭声中，欧洲所有学派都纷纷议论……并通过普遍投票对它进行谴责……但最终它还是被杰出的医生接受和证实。”
这个阶段的知识分子超级明星迎合的是欧洲而不是本地的受众，并在整个欧洲大陆享有盛誉。他们把自己视为“文字共和国”的国民，且用法国哲学家比埃尔·培尔（它的一个中心人物之一）的话来说：他们把这个共和国视为一个自由联邦和真理的帝国。政治比喻在绝大多数程度上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不是一点点的自我奉承，但它表达了一个为思想市场制定行为规则的群体的特征。那是一个竞争激烈的市场。
毕竟，欧洲的知识分子几乎什么都要竞争，且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藐视别人批评的意愿。他们共同做出了对开放科学的承诺。再回到吉本：他观察到哲学家与爱国者不同，他们被允许认为欧洲是一个单一的“伟大共和国”，其中权力的平衡可能继续波动，且一些国家“可能时而兴奋、时而沮丧”。吉本写道：但是，这种对单一“大共和国”的恐惧确保了“幸福的普遍状态，艺术、法律和礼仪体系”。它将欧洲与其他文明“有利地区分开来”。
那么，在这个方面，欧洲的知识分子群体享受两个世界的精华——既有统一的跨国学术群体，又有竞争的国家体系。这一体系产生了导致大富裕的许多文化成分：对社会和经济进步的信念、对科学和知识创新的日益重视、并致力于培根式的知识研究计划，即有系统的、以经验为基础的、服务经济增长的知识研究计划。17世纪的学术共和国的自然哲学家和数学家们采纳实验学科作为首要工具的观点，并接受使用日益复杂的数学作为理解和编码大自然的方法。
知识驱动的经济进步作为工业革命和早期的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的观点依然存在争议，这样也是对的。纯科学推动的发明实例在18世纪几乎没有，尽管1815年之后它们的数量快速上升。然而，忽视科学革命与现代经济增长无关的观点也忽略了一点，即如果没有对大自然不断增长的理解，那么18世纪由工匠推动的进步(尤其是纺织工业)将步伐缓慢且不可避免地停滞不前。
此外，一些发明，即使它们不能说是完全由科学推动，仍然需要饱学之士的输入。例如，工业革命时代最重要的发明之一——航海计时器（虽然极少被提及）通过数学天文学家更早的工作才得以问世。他们中的第一个是16世纪荷兰（更准确地说是弗里西亚人）被称为杰玛·弗里修斯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杰米·赖纳斯宗。他提出了制造航海计时器的可能性。而约翰·哈里森（解决航海计时器棘手问题的天才制表师）在1740年将其变为现实。
认为科学进步不仅通过开放科学的出现、还由于跨国思想市场的日益复杂而驱动，那是很有趣的。它们还被促进自然哲学的更好工具和仪器的出现所推动。最重要的工具和仪器包括显微镜、望远镜、气压计和现代温度计。它们都在17世纪的上半部分出现。物理学、天文学和生物学工具的改进驳斥了古典时代遗留下来的许多误解。新发现的真空和大气理念刺激了大气发动机的发明。相继地，蒸汽发动机的发明鼓舞科学家研究热转换为动力的物理学。在纽科门发明第一台泵（1712年著名的达德利城堡发动机）一个多世纪后，热力学得到了发展。
18世纪的欧洲，纯科学和工程师、机械师工作之间的相互影响日益加强。这种命题知识(关于“是什么”的知识)和规定性知识(关于“如何”的知识)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一种正反馈或自催化模型。在上述系统中，一旦这个过程开始，它就能自我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型增长是所有历史现象中最持久的一种——尽管其持续的条件是复杂的，并首先需要一个竞争和开放的思想市场。
我们必须认识到欧洲（和全世界）的大富裕根本不是不可避免的。初始条件相当小的改变，或甚至在中途发生意外，都可能导致它永远不会发生。如果欧洲的政治和军事发展走了另一条路，保守势力可能占上风并对新的和更进步的对世界的解释采取更敌视的态度。在科学进步和持续经济增长的终极胜利中，没有什么是命中注定的或不可阻挡的，就像智人(或任何其他特定物种)最终进化在地球上占据统治地位一样。
1600年思想市场活动的一个结果就是欧洲启蒙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对科学和知识进步的信念被转化为一项雄心勃勃的政治纲领，尽管该纲领有许多缺陷和不恰当之处，但它仍然主导着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尽管最近它遭到了强烈反对，但是技术和科学进步的力量一旦启动，可能就变得势不可挡。当今世界毕竟依然由相互竞争的国家组成，并与1600年相比似乎并未离大一统更近一步。它的思想市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且创新的步伐也越来越快。与所有唾手可得的科技成果已被摘取相比，最好的还拭目以待。
本文原文来自豆瓣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