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教育工作者的72小时
哲学教育工作者的72小时
提到死亡，许多人或许感到忌讳，仿佛死亡是某种禁忌，不宜轻易触碰。
然而，存在心理学却鼓励我们直视死亡，接纳它作为生命的一部分。如同畅销书《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Tuesday with Morrie）所述，那位罹患绝症的教授Morrie并没有因为死亡的逼近而失去自我，反而透过坦然面对死亡，领悟了人生更为深刻的意义。
当我们真正接受死亡的必然性，才会开始思考如何过好这有限而珍贵的人生。
死亡，不是生命故事仓促而遗憾的终章，而是一个持续的提醒，督促我们不断反思与探索自己的内在世界。
作为一位哲学教师，我常在课堂中与小学到高中的学生们交流，发现当前教育极少涉及死亡教育，这是一种对生命真相的回避。
这种回避背后，实则反映出成人自身的死亡焦虑，成年人一边告诉孩子谈论死亡是忌讳，一边又藉此转移自身对死亡的恐惧。然而，这种做法不仅让孩子，也让大人无法真正理解死亡对生命的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这种逃避固然是人性使然，但却是成人的一种自私表现。教育的责任，就是帮助孩子——也帮助成人——坦然面对生命的本质，从而过上更真实且有意义的生活。
存在心理学亦强调，自由与责任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
我们生而自由，拥有选择自我道路的权利，但这种自由亦隐含了对自己生命的责任。责任并非简单地遵从社会主流的价值或成就，而是承担起活出真实自我的使命。
想真正地活出自我并不意味着孤立，而必须通过与世界的互动，方能证成自身的价值。
自由并非安全无虞，它意味着冒险、意味着可能犯错。恰恰因为这种可能性，我们才能在挫败中成长，在犯错中自省与修正，逐渐更贴近真实的自己，并勇敢地将这个自我投射在世界的舞台上。
哲学曾经拯救过迷茫的我。在大学时代，我曾困惑于自己为何学习、为何存在，那种迷茫几乎将我淹没。
日渐高涨的迷茫像潮水般累积，随着时间缓缓淹没了我，因为身边没有人告诉我该怎么办，大家都拼命念书，好像其他的路都是错的。
我就这样走了许多年“错”的路，有一度甚至觉得自己终究只会落得某些大人眼中所谓的失败结局。
就在大二那时，我终于碰触到了人生的“浮木”——哲学并没有提供我唯一的标准答案，而是教会我去主动地向生命提问，去面对那些没有明确解答的问题，并享受这个探索自我的过程。它提醒我，每个人都应该找到属于自己的生命答案，而非盲从外界设定的标准。
当我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与不完美时，我却因此而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内心变得更加宽广，更加坦然。
东方的智慧，也许更能诠释真正的解脱是什么。
《金刚经》中有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真正的解脱，并非逃离尘世遁入空门，而是清醒而自在地行走于世间。所谓大隐隐于市，真正的解脱乃是一种心境，能够在世俗的繁杂中，做到无入而不自得。
这正是我们希望传达给孩子们的智慧，不是教他们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而是教给他们如何建立内在的判断力与智慧，让他们明白自己为何而说、为何而做，进而真正为自己的人生负起责任。让他们能够在每一个选择中都有清晰的理由，从而走出自己独特而真实的人生之路。
就在这几天，我于72小时内奔波于上海松江、静安、嘉定两所中学、一所幼儿园，开展了三场儿童哲学工作坊与示范课，并在上海交大的讲座后圆满画上句点，随即搭机返回台湾，准备迎接周一的工作。
我本可以不必如此疲惫，但我偏要这样做。我愿意放弃下班与周末的时间，跋涉千里去推广哲学教育——这种原本被称为“儿童哲学”的教育，如今已远远超出了儿童的范畴，更广泛地适用于各年龄层的学生。
当前，哲学教育在国内仍然十分罕见，但我坚信，它对于孩子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在这个高度内卷的时代，哲学的力量尤显珍贵，它能帮助孩子们跳脱社会上的极端思维，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道路与答案。
生命最值得我们投入的，不是对既定答案的执着，而是永不停歇地向生命提出问题。
对生命抱持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人，才能透过提问引发深刻的自我对话。当我们尝试回答这些提问的同时，我们的生活本身也正是对生命最真实的回应。
存在心理学并不假设人有先天存在的人生意义，但认同意义感是人天生便懂得追寻的目标。无论意义具体为何，我们都需要一个明确的意义感，即使意义是虚构出来的也无妨。
生活中，我们需要建构一个安心发展的空间，逐渐建立自身的意义感：“我活着就很有意义，不需要证明给别人看，也不用讨好他们，就为了让他们在一天当中分出一点时间关注我们。”
因此，死亡从未真正夺走生命的意义，反而赋予我们自省的勇气，提醒我们珍惜并审视自己所拥有的每个瞬间。
我以为活着，人怕的不是累的累，而是活的空虚，怕的是活的毫无意义。我度过了疲惫的72小时，但我的心是满足的。
人生虽短，却唯有我们自己才能赋予这短暂生命以永恒的意义。这个意义不是永生，而是在每个当下，当我们反观来时路，我们看见的不会是无意识的流逝，而是成为真正活过、真正爱过、真正体验过的丰饶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