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承受之重透视电影《想飞的女孩》
不能承受之重透视电影《想飞的女孩》
今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银幕上出现了两部女性题材的影片：《想飞的女孩》和《还有明天》。尽管它们讲述的故事未必尽善尽美，票房成绩也并不算亮眼，但这两部电影均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叩问着性别平等这一深刻命题，为女性觉醒和社会进步写下了新的注脚。
图：电影《想飞的女孩》海报
当导演文晏“七年磨一剑”、凭着《想飞的女孩》回归大银幕时，观众看到了一部调性比《嘉年华》更加沉郁的电影。7年前公映的《嘉年华》成绩斐然，不仅让文晏在第54届金马奖斩获了最佳导演奖，而且在包括威尼斯电影节在内的一众国际电影节上备受瞩目。如今，《想飞的女孩》依然关注女性命运，同样通过两位年轻女孩的视角，并且在女性叙事中加入犯罪、公路、家庭伦理等诸多元素。然而，影片3月8日在国内公映后，票房意外遇冷，豆瓣开分只有5.4。到底是哪个环节失灵了？
毫无疑问，文晏是“女性+”叙事（即女性主义融合其他元素）的大胆探索者，也是受益者。她作为女性导演，多年来关注女性命运、女性问题，致力于探讨女性关系、女性困境、女性出路，屡有佳作问世。许多年前，她担任制片人的《白日焰火》在柏林国际电影节摘得“金熊奖”，后来又有《嘉年华》的一鸣惊人，以至许多影迷都期待着《想飞的女孩》的耳目一新。却不承想，“想飞”非但没有飞得更高，还有一种滞重感。
其实，影片的故事设定不错。两个女孩——姐姐方笛（文淇饰）和妹妹田恬（刘浩存饰），互爱互助，在原生家庭的桎梏中，携手抗争命运，努力生活、追逐梦想。两位女主皆有出色的表现，眼神、动作、情绪等方面均拿捏精准，且都有不同程度突破。影片的场面调度和光影运用也极具个性，尤其是恰切的明暗切换，蕴藏着对抗性和不确定性，迸发出强大的叙事力与代入感。
作为文晏“女性+”叙事之延续，影片富含女性主义元素，并有精彩的表达。其“双女主”结构，加上双线叙事，充分拓展了故事的纵深感，让这个发生在短短3天里的故事，既“包裹”了两位主人公的过往经历、命运轨迹、爱憎交织的情感，又充满了跌宕、飘摇的过往回忆、现实故事乃至“戏中戏”的叠加。叙事基调介乎现实与梦境、叙述与控诉之间，让这个提取自日常的故事，充满了命定般的凛冽。
“想飞”和飞翔的背后，是对女性命运的诉说。每一位“幺儿”（“幺儿”是重庆方言里对最小的孩子的昵称，本意是表达宠爱）儿时荡过的秋千，塑造了她们最初对“飞翔”的憧憬。那首反复吟唱的童谣“荡秋千、荡秋千，幺儿荡到大海边”里，有她们难以抵达的自由和远方。
方笛的职业是武术替身，这让她得以借助威亚“飞翔”。只是这种飞翔是虚假的，永远被钢丝牵着。替身是影视剧里“不露脸”的人，方笛是那些光鲜主人公背后“看不见的女性”。田恬则从小喜爱乌鸦。她说自己就像乌鸦，是不祥之人。影片最后，方笛一身“乌鸦装”从城头的纵身一跃，何尝不是对命运不公的反抗？
还有那些巧妙的讽刺，精准揭示了女性在父权叙事下遭遇的结构性问题。方笛生理期的那场“水戏”，看哭了田恬，也看痛了银幕前的许多观众。夜幕下，绞索一次次的无情拉扯，出水、入水……毫无道理。而导演的目光从来不在方笛身上，他在意的是水纹。方笛试戏，那是一场姐妹间为了男人反目的戏码，也是长久以来人们生造、并喜闻乐见的恶俗“雌竞”。“无脑”台词让方笛爆笑，终于无法忍耐、愤然而走，一句“我是烂演员”是多么响亮的回击！而这一段又与方笛、田恬的姐妹情之间形成互文，两位年轻女孩用真实的女性关系，无声嘲讽了拙劣的虚构。
这些，都很好。问题是，文晏想要的女性表达，明显超过了其对故事本身的关心。故而，这个故事里存在大量留白，观众看在眼中，就成了难解或者气息不畅。女性主义叙事，常借助隐喻，影片里有大量符号性的元素，连影片英文名Girls on Wire（吊威亚的女孩们）也是一种隐喻。它们丰富的“所指”，既晦涩难懂又模棱两可，堆砌得多了，自然免不了故弄玄虚之嫌。
而更大的、难以承受的重量来自“+”。在一次采访中，当谈及影片融合的多重元素，文晏说，它们是“故事本身‘召唤’的”，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自洽的设定”。然而，在处理这些元素时，她显然没能做到顺势而为，影片到处都是“雕琢”的痕迹；各种元素皆试图自我表达，以致难以“自洽”。
与《嘉年华》一样，《想飞的女孩》也融合了犯罪元素，通过犯罪这样的剧烈冲突，将女性的困境锐化、具象化。影片始于一个罪案现场：红色灯光浸满逼仄的毒窝，浑身伤痕的田恬奋力逃脱，在逃跑的过程中，失手杀死了一名毒贩。随着这个泛着如血般红色的开篇，牵连出一连串罪恶：贩毒、追杀、绑架、家暴……两个女孩在困境中长大，又为了逃出困局而奋争、处处碰壁。影片还融入“黑色电影”风格，沉郁的氛围，阴影遍布的视效，善恶模糊的界线，无处不在的欲望，乃至人在道德边界的挣扎、即将堕落深渊的无谓抗争。这是一场废墟美学颇具风格化的呈现，对于人性的探索充满力度和深度。
只是，转折、悬念、冲突都太多。这样一来，主要人物心理刻画的空间就不够了，次要人物更缺乏立体感。在罪行中担任“施害者”的，无一例外是男性，而且都具有极强的脸谱化：田恬的父亲、两个毒贩加一个火锅店老板，有的恶得彻底，有的蠢得乖张，总之都没有独立的思考能力和情感。尤其是后面三位，当他们进入“影视城”充满荒诞的剧情后，堪称“笨贼一箩筐”，简直是滑稽意味的符号。对于这三人的刻画，还融入了公路片元素，以致与其他角色，总似不在同一空间。又或许，他们象征女孩们背负的、甩不掉的命运，每一次出现，总给人以“从天而降”的感觉。而与“恶人组”相比，那些充当“友军”的男性，如便利店老板、“武替”领班，则全像“工具人”，在完成了角色莫名其妙的“任务”后，又人间蒸发般消失。
这个“黑色电影”基底的故事，不仅解构了英雄主义，还混沌了价值。在其中，没有谁有能力完成救赎，“工具人”肯定不行；而在通常叙事中作为正义化身的警察，也被架空，影片让他们长期缺位，几乎掠过所有关键过程，只在最后时刻出现。那么，能够救赎女性的，是女孩们自己吗？影片将女孩们的情感挣扎，尤其是田恬的“自毁”倾向，表现为道德选择上的模棱两可。田恬长期处于吸毒父亲的淫威下，却从不反抗，直到她自己的女儿受到威胁，才想到报警，这样姑息养奸的态度，简直成了她姑母的“翻版”，不仅难以获得同情，而且极易受到质疑。这也决定了她们没有能力完成自救。
而影片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没有为女孩们找到真正出路。问题讲了不少，都很尖锐，可到了“破题”环节，竟然退缩了。田恬死后，方笛遵循承诺，抚养其女儿园园，像自己的母亲一样、成为家庭苦难的背负者，“忍辱负重的女性命运”再次轮回到方笛身上。对此，影片唯一的“补救”措施，是去掉她身上的威亚、让她化身乌鸦纵身飞起。但这种突如其来的浪漫叙事，不是抚慰，更不是救赎，而是对于现实的又一次妥协。因为“飞翔”并未通向自由，而是再次将问题搁置。正因为落入这样的妥协，影片前面所有的控诉、揭示、讽刺，都成了现有表达的无望复述。纵使说得再多，也不过是重复而已，只会让人觉得“吵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