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对话殷墟 | 专家解码：探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三星堆对话殷墟 | 专家解码：探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穿越时空，跨越山海，回溯中华文明的“满天星斗”，黄河流域中原文明的代表殷墟和长江流域古蜀文明的代表三星堆，是如何构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壮丽图景？又是如何融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之中，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此次探访，我们分别邀请了三星堆文化和殷墟文化有关专家“隔空对话”，共同探寻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足迹。
探寻中华文明根脉
河南安阳的殷墟，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
殷墟博物馆副馆长、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张志鹏。摄影 于伟
“殷墟是商代晚期都城，商人称之为‘大邑商’‘天邑商’。《诗经·商颂·殷武》载有‘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之语，指出商都庄严巍峨，在当时是天下的中心和四方向往之地。”殷墟博物馆副馆长、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文学院博士生导师张志鹏介绍道。在他看来，殷墟在夏商周三代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揭示和展现了中华文明的一个历史高峰，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也是中华文明溯源的基石。
甲骨文是殷墟出土的最具代表性的文物之一。“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它的出现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信史向前推进了约1000年。”张志鹏说。
三星堆遗址是迄今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分布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文化遗址，出土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神树、青铜面具等上千件珍贵文物揭示了独特的青铜文化，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研究院学术副院长、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摄影 于伟
“三星堆文化上承宝墩文化，下连十二桥文化，起始于夏代晚期—形成发展于商代早、中期—繁盛于商代晚期。三星堆文化于外具有兼容性、开放性、整合性，于内具有连续性、稳定性、持久性。”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研究院学术副院长、三星堆博物馆馆长雷雨说。
在光辉璀璨的中华文明历史遗迹中，三星堆可谓大放异彩、别具一格，自陆续发掘以来，三星堆研究成果迭出。也正是因为三星堆，学术界日益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共识。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写照
三星堆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既与中原文明有着相似性，又保持了自身鲜明的地域特色和独立性，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质正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殷墟“亚长”铜方尊。摄影 刘倩
“殷墟青铜器形制丰富多样，纹饰繁缛神秘。青铜礼器的大量出现，证明中国青铜文化与礼制已发展到了较高阶段。”在张志鹏看来，以殷墟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和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在艺术风格上是有相似性的，这种相似性更多的是来自中原对三星堆的影响，如青铜器的铸造、器型、纹饰等方面。
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文物，则彰显着古蜀文明的开放性和创新性。“古蜀国的艺术家和工匠们发挥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开创出与同时期以殷墟为代表的中原商代青铜文明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三星堆这些巧夺天工的器物在神巫文化背景的映衬下极富视觉冲击力，尽显造化之妙和创造之美，在艺术上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雷雨说。
殷墟青铜器，是中国古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高峰。近年来，在学术界就有发现，三星堆的部分青铜器、玉器和殷墟出土的有不少相似之处。种种迹象表明，几千年前，三星堆和千里之外的殷墟就已存在文化交流。
三星堆青铜尊。摄影 刘倩
“三星堆的青铜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见于殷墟的所谓‘三星堆风格’的器物群，比如青铜群像、面具、神树、神坛等，另一类是与殷墟同类器极为相近的器物，如尊、罍、瓿、盘、觚等青铜容器。”雷雨认为，无论哪一类器物，三星堆青铜器的铸造工艺都与殷墟青铜器属于同一技术系统——块范法，块范法是夏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典型铸造方法，只不过相较于殷墟，三星堆的青铜器在铸造过程中对套接、铆接等分铸技术应用得更多更广泛。比如近4米高的青铜神树，就是能工巧匠们将复杂的青铜神树分解为易于铸造的部件，再精准拼接。
雷雨说，“在青铜器功能方面，三星堆与殷墟一样，都非实用器，属于神器、祭器、礼器范畴，但三星堆的青铜器与殷墟也有所区别，三星堆文化的青铜尊、罍等已非传统意义上的酒器，而是被用来盛海贝、玉器、象牙珠等宝物，是中原地区青铜礼器本土化的产物，可谓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的鲜明写照。”
“三星堆青铜器大量地借用了中原青铜器纹饰素材。最典型的例子是三星堆青铜器上有大量龙形器物和装饰物。两地的兽面纹也具有相似性，如三星堆青铜器中的罍和尊等礼器上的兽面纹都能够在殷墟青铜器中找到相似体。”张志鹏认为，三星堆青铜人像纹饰艺术独树一帜。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数量远远超过殷墟，青铜人像不仅数量多，而且种类繁多，形态各不相同，多为站立、跪坐或是佩戴面具。
张志鹏说，“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开放包容。中原文明与古蜀文明在商代晚期虽是两个较为独立的文明，但他们在艺术风格、宗教信仰、社会结构上有着较高的相似性，同时也各有特色。”
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与交流融合
三星堆遗址不仅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更展示了古蜀人与中原及其他地区文化的深度交流与互动，共同绘制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伟画卷。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可以看出古蜀人是一个善于学习的群体，与中国很多地区的文化有交流互动，体现出古蜀文明极高的开放性和创新性，古蜀文明的主体文化因素是本土的、地域的，同时又大量吸收了其他地区的文化因素。”在雷雨看来，这些不同地域的文化因素在四川盆地产生了交融，从而诞生出一大批极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珍贵文物，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极好表达和典型实例。
三星堆铜顶尊跪坐人像。摄影 刘倩
“三星堆有自身独特的青铜艺术特色，创造出了独特的青铜神树、面具、人像以及顶尊跪坐人像等。”张志鹏认为，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三星堆与殷王朝是有一定的交流的。中华古民族的文化多源共汇，形成了统一的中华古文化。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是个长期的动态过程。“事实上，三星堆和殷墟虽然相距千里，但学术界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已基本可以确认两地的交流路线。一条是中原到关中越秦岭进入四川盆地，另一条则是从中原南下南阳、襄樊再沿长江逆流而上进入四川盆地。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与交流融合，在此再度得以体现。”张志鹏说。
雷雨说，以三星堆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在起源和形成时期的一个特征非常鲜明的区域性文明，一方面它与同时期华夏大地其他区域的文明有着良好的整合性和广泛的一致性，是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有着相对独立的发展进程，地域特色是其最大的特质。正是由于三星堆的出现，中华文明才显得如此多姿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