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大萧条

经济史|大萧条

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大萧条，持续了十多年，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1941年二战期间。这场经济危机不仅影响了美国，还蔓延至全球，成为现代工业经济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分析大萧条的起因、过程和影响，以及美联储在其中的作用和教训。

by Gary Richardso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Richmond

“关于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我们做了。我们非常抱歉。……我们不会重蹈覆辙了。”

—本·伯南克，2002年11月8日，在“纪念米尔顿·弗里德曼90岁生日的会议”上的演讲。

2002年，时任美联储理事会成员的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公开承认了经济学家长期以来的信念。美联储的错误导致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灾难”(Bernanke 2002)。

伯南克和其他经济历史学家一样，将大萧条描述为一场灾难，因为它的持续时间、深度和后果。大萧条持续了十年，始于1929年，结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工业生产直线下降。失业率飙升。家庭遭受痛苦。结婚率下降。这种收缩始于美国，并蔓延到全球。大萧条是美国和现代工业经济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大萧条开始于1929年8月，当时“咆哮的20年代”的经济扩张已经结束。一系列金融危机加剧了经济收缩。这些危机包括1929年的股市崩盘，1930年和1931年的一系列地区性银行恐慌，以及1931年至1933年的一系列国内和国际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在1933年3月触底，当时商业银行体系崩溃，罗斯福总统宣布全国银行业放假，金融体系的全面改革伴随着经济复苏，但经济复苏被1937年的双底衰退打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产出和就业全面恢复。

要理解伯南克的声明，我们需要知道他所说的“我们”、“做了”和“不会重蹈覆辙了”是什么意思。

伯南克所说的“我们”指的是联邦储备系统的领导人。在大萧条开始时，美联储的决策结构是分散的，往往是无效的。每个地区都有一名行长为他的地区制定政策，尽管有些决定需要得到华盛顿特区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批准。委员会缺乏独立行动的权力和工具，难以协调各地区的政策。理事和理事会理解协调的必要性;经常就重要问题通信的;建立开放市场投资委员会等程序和项目，使合作机制化。当这些努力达成共识时，货币政策就可以迅速而有效。但是当理事们不同意时，地区可以，而且有时确实会采取独立的、偶尔相互矛盾的行动方针。

行长们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不一，因为在当时和之后的几十年里，专家们在最佳行动方案上意见不一，甚至在确定最优政策的正确概念框架上也是如此。关于经济的信息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变得可用。美联储的专家、商界人士以及华盛顿的决策者对事件有不同的看法，并提出了不同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研究人员就这些问题争论了几十年。共识逐渐形成。本文的观点反映了最近三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本·伯南克著作中阐述的结论。

伯南克所说的“做了”，是指美联储的领导人实施了他们认为符合公众利益的政策。无意中，他们的一些决策伤害了经济。其他本可以有所帮助的政策没有被采纳。

前者的一个例子是美联储在1928年和1929年决定提高利率。美联储这样做是为了限制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这一行动减缓了美国的经济活动。由于国际金本位制将参与国的利率和货币政策联系在一起，美联储的行动引发了全球各国的衰退。美联储在1931年秋季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重复了这一错误。后者的一个例子是，在始于1930年秋季、止于1933年冬季的银行恐慌期间，美联储未能充当最后贷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

当然，国会创建美联储的原因之一是充当最后贷款人。为什么美联储没能完成这一根本任务？美联储领导人对银行危机的最佳对策意见不一。一些行长赞同一个类似于Bagehot’s dictum的信条，即在金融恐慌期间，中央银行应该贷款给被挤兑困扰的有偿付能力的金融机构。其他行长赞同一种被称为“ real bills”的学说，这一理论表明，在经济扩张期间，当个人和企业需要额外的信贷来为生产和商业融资时，央行应该向商业银行提供更多的资金，而在经济收缩期间，当信贷需求收缩时，央行应该减少资金供应。“ Real bills”没有明确描述在银行恐慌期间应该做什么，但其许多追随者认为恐慌是收缩的症状，即央行贷款应该收缩。一些行长赞同被称为“清算主义者”的“ Real bills”学说的极端版本。这一理论表明，在金融恐慌期间，央行应该袖手旁观，让陷入困境的金融机构倒闭。这种对薄弱机构的精简将加速向更健康的经济体系演变。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的财政部长、美联储董事会成员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提倡这一方针。这些思想上的紧张和美联储低效的决策结构让美联储领导人很难、有时甚至不可能采取有效行动。

在美联储的领导人之间，对于是否帮助不属于美联储的金融机构以及给予多少帮助也存在意见分歧。一些领导人认为援助应该只提供给美联储体系成员的商业银行。其他人认为，成员银行应该得到足够多的援助，使它们能够帮助客户，包括不属于美联储的金融机构，但这种援助是否可取和合法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只有少数领导人认为美联储(或联邦政府)应该直接援助不属于美联储的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美联储董事会董事尤金·迈耶（Eugene Meyer）是广泛直接援助的倡导者之一，他在重建金融公司的创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意见分歧导致了美联储最严重的疏忽之罪：未能阻止货币供应量的下降。从1930年秋天到1933年冬天，货币供应量下降了近30%。资金供应的下降使平均价格下降了相同的幅度。这种通缩增加了债务负担；扭曲了经济决策；使消费减少；失业增加；迫使银行、公司和个人破产。通货紧缩源于银行体系的崩溃。

美联储本可以通过防止银行体系崩溃或通过扩大基础货币来对抗崩溃来防止通货紧缩，但由于几个原因，它没有这样做。经济崩溃是没有预料到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决策者缺乏有效的机制来确定哪里出了问题，也没有权力采取足以挽救经济的行动。一些决策者曲解了关于经济状况的信号，如名义利率，因为他们坚持“real bills ”哲学。其他人认为，通过提高利率、减少货币和信贷供应来捍卫金本位，比采取相反的行动来帮助陷入困境的银行更有利于经济。

有几次，美联储确实实施了现代货币学者认为可以阻止收缩的政策。1931年春，美联储开始扩大基础货币，但这种扩大不足以抵消银行危机的通货紧缩效应。1932年春，在国会授予美联储必要的权力后，美联储大举扩张基础货币。这项政策起初似乎很有效，但几个月后，美联储改变了方向。一系列政治和国际冲击打击了经济，经济又开始收缩。总的来说，美联储结束通缩、复苏金融体系的努力尽管意图良好，并且基于最可靠的信息，但似乎力度太小、为时太晚。

在大萧条的最初几年，美联储结构的缺陷变得很明显。国会的回应是改革美联储和整个金融体系。在胡佛政府的领导下，国会在1932年通过重建金融公司法案和银行法案。在罗斯福政府的领导下，改革在1933年紧急银行法案、1933年银行法案(通常称为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34年黄金储备法案和1935年银行法案中达到高潮。这项立法将美联储的一些职责转移到财政部和新的联邦机构，如重建金融公司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直到20世纪50年代，这些机构一直主导着货币和银行政策。

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和50年代的改革把美联储变成了一家现代化的中央银行。作为经济政策基础的现代知识框架的创建花费了更长的时间，并持续到今天。美联储将精心设计的中央银行和有效的概念框架结合起来，使伯南克能够自信地表示“我们不会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