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中求异”：寻找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及其影响
“同中求异”：寻找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差异及其影响
这是一篇关于中日传统政治文化差异的深度学术研究文章。作者葛兆光教授通过对比分析两国在皇权与革命、郡县与封建、王权与神佛等方面的差异，揭示了这些差异对两国走向近代的不同路径的影响。文章基于作者在东京大学担任特任教授期间的阅读和思考，引用了大量历史资料和学术观点，具有较高的学术性和专业性。
这本小书，算是我2020年在东京大学担任特任教授期间的读书报告。
那一年，到达东京不到一个月，便遭逢疫情肆虐。一开始，还可以在研究室、图书馆、食堂、住处四点一线行走，渐渐地，东京大学的图书馆不开了，食堂也关门了，连本部栋2号楼我的研究室，也被劝告尽量少去。于是，大多数的时间里，我都只好待在那个位于汤岛神社之下、“学问之道”尽头的住处读书。那八个月里，我决心少看过去常看的日本中国学著作，而主要阅读日本学者有关日本史的论著。这是因为，我越来越感觉到，在问题意识、学术关切和叙述方式各方面，其实我们做中国本国史的人，更接近日本做日本本国史的学者，阅读日本史的各种论著，也许能得到更多共鸣和启迪。特别是，如果能把两国历史相互参验，或许更能感受到研究本国史时彼此心情、问题和路径的异同。当然，我毕竟是中国学者，读日本史的论著，心里想的仍是中国史的问题，所以那些日本史论著，就成为日后我在亚洲史背景中重新理解中国史的资源。
东京大学图书馆
在东京期间，我和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日本学士院院士渡边浩教授（わたなべひろし，１９４６—）有几次交谈。他有一个说法相当有趣，他说，人们都熟悉日本明治维新初期两个重要的举措，一个是“大政归还”（１８６７年，又，１８６８年“王政复古”，即重新确立天皇权力，强化统一国家的中央集权），一个是“撤藩置县”（１８７１年，１８６９年有“版籍奉还”，即从封建制转向郡县制），表面上是日本在追求“近代／西方化”，实际上也是日本走向“古代／中国化”。他认为，虽然在目标上是为了实现“近代／西方化”，但在路径上却是把日本传统的帝国体制和社会结构，往古代中国化的方向转。
这个说法半是比喻，半是玩笑，但我觉得很有深意。为什么？因为这个说法提醒我们三点：第一，明治以前（至少镰仓、室町和德川时代）的传统日本政治文化和传统中国不一样，所以，走向近代的日本才要“尊王攘夷”和“撤藩置县”，把原来日本的“天皇与幕府”双重体制和“天皇—幕府—大名”的重层结构，往传统中国高度集中的皇权和中央直接控制的郡县制上靠；第二，如果这是日本“走向近（现）代”的制度基础，那么就要追问，为什么日本转向类似传统中国的制度，明治维新后走向了现代化（当然也走向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而中国本来就有这种制度，却不能在晚清顺利完成现代转型？第三，如果这说明所谓“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日本，在传统政治文化上和中国并不一样，那么，究竟在什么地方两国有差异，为什么会有差异而且是“结构性的”差异？在这篇文章里，我想探讨的就是这些问题。
汤川天满宫
关于传统中日之间政治文化的比较，很长时间以来被“一衣带水”“同文同种”这些感觉带到沟里，也因为所谓“儒家文化圈”“汉字文化圈”这类概念产生很多误解，总觉得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东方人，而且认为古代日本文化大半来自中国，甚至日本人种都来自中国，所以，中国常常习惯于说，“咱们的”东亚文化。至于说到传统中日政治文化，很多人马上会想到的，可能是古代日本从隋唐中国学去的，如《宪法十七条》建构的“律令制国家”，如“官阶十二等”仿效隋唐的职官和服色，如《见在书目》中所见遣隋使和遣唐使带回去的各种书籍。可是，如果你往深处看，就像丸山真男（まるやままさお，１９１４—１９９６）那个著名比喻中说的，其实，传统中国和古代日本各有各的“执拗的持续低音”，在修饰并且改变着这些宏大的“主旋律”，这使得中日之间传统政治文化（当然也包括制度、宗教和观念）的差异，未必就比东西之间（如中美、中法、中英、中德、中俄）的差异要来得小。
学术研究，尤其是比较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如果你总是想“异中求同”，像钱钟书先生说的，寻求“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也不是不可以，那往往是哲学家和文学家的事情，因为它的指向是寻找人类共同的价值、感情和道理，这当然是高尚的。但是，作为历史学者，可能更需要的是“同中求异”，也就是顺着历史，找到各个国家与族群的差异，说明它的渊源和流变。然后解释清楚在一个看似同一的文明区域，为什么有不同的政治文化和不同的族群认同，而且这种种不同，最终又怎样影响了走向近代的不同路径？
东京大学赤门
2020年9月回国后，我就把我的所读所思所想，写成这样一篇论文《什么是传统中日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在文章中，我从三个维度分析和讨论有关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及其影响：上篇《皇权与革命》从儒家“汤武革命”的理论说起，以历史上中国不断“改朝换代”与日本所谓“万世一系”，来分析传统中日政治权力合法性来源与政治权力结构上的差异，政治伦理中绝对性与相对性的不同，以及政治变革的路径究竟只能依赖改朝换代的“革命”还是可以依赖“维新”；在中篇《郡县与封建》里，则指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国家与地方关系上的差异，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国国家权力，借助郡县制、由科举提供的官僚制度，如毛细管全面管控地方，但日本尽管也有“公家”与“武家”，古代日本也曾试图建立律令制国家，但地方上却始终有着类似诸侯的强大势力，那么，这种国家结构的差异在中日走向近代过程中，导致了什么样的命运差异；在下篇《王权与神佛》中，则借用两国历史上的宗教资料，讨论传统中国与日本在政教关系上的差异，指出中国政治权力高于一切，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只能是“方外”，而日本宗教则在历史中形成势力极大的“寺家”，并且对政治影响极大，从这一点继续延伸，文章进一步讨论走向近代过程中，这种有差异的政教关系，如何影响日本、中国以及欧洲的各自走向，并且型塑了现代日本、中国以及欧洲政治合法性的不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