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上丝绸之路与中外交流

陆上丝绸之路与中外交流

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条连接亚欧非的文明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更是一条东西文化交流、多种文明碰撞的互鉴之路。

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总是让人想起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两千多年前，张骞筚路蓝缕，历经千难万险，开辟出连通亚欧非的陆上丝绸之路。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贸之路，而且是一条东西文化交流、多种文明碰撞的互鉴之路，还是集贸易、外交、军事、文化、宗教、科学技术交流于一体的开放合作之路。大约两千年的时间里，丝绸之路凭借传播与共享，让古代文明多姿多彩。

古代丝绸之路的形成

古代亚欧陆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具有必然性，有其历史文化纹路，与人类文明发展史紧密交织，与古代四大文明起源中心密切关联，是诸多丝绸之路参与者共同开创的多用途大通道。

这是一条人类文明初始的互寻之路。古代四大文明起源中心在其形成过程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即具有不约而同地寻找其他人类文明的强烈冲动和本能，亦如现代人类苦苦寻找外星文明一样。古代丝绸之路是连接亚欧大陆和北非的重要文明互动之路，是一条人类文明初始阶段的互寻之路。

这是一条沿线古国政治和军事因素推动的希望之路。汉朝出于军事战略需要，派张骞出使西域，旨在与大月氏等国联合，以“断匈奴右臂”，却在无意中开辟了古代丝绸之路。公元前6世纪至前4世纪，波斯帝国经过一系列战争，建立了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超大型帝国。波斯帝国的扩张客观上拓展了地中海东部沿岸至西亚地区深度交流的空间。由此来看，丝路古国出于政治、军事和外交需要而采取的一系列综合性行动，在客观上为古代亚欧陆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创造了条件。

这是一条顺应强大贸易和文化交流需求而形成的互通之路。从欧亚地区的相关考古资料来看，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中国的丝绸等物品已传入希腊。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时期，中国的丝织品就已经从蜀地（今四川）经滇西转运到印度、阿富汗和中亚地区了。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地区、西亚、中亚和我国中原地区自发的经贸往来自然地推动了丝绸之路的形成。

这是一条沿线古国在各自国家治理进程中铸就的联通之路。为了维护统治，波斯帝国建立了全国性的交通网，其驿站遍布全境。亚历山大为满足贸易往来的“直接需求”，建立了一系列重要的中心点。而在中国，秦朝统一后，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修建通往全国的驰道。西汉时期，汉武帝打通了河西走廊，汉宣帝又在西域建立西域都护府，使西域与中原地区建立了畅通的贸易网络。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出于治理国家等目的，重视交通基础设施的连通，客观上便利了货物和人员的跨国流动，使得接力式跨国贸易更加兴盛。

这是一条亚欧大陆北部游牧民族和游牧部落的文明传播之路。草原为旅行和运输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从欧洲多瑙河下游的黑海沿线到大兴安岭，大致在北纬40度—50度之间的区域，亚欧大草原呈带状分布。这一区域自然阻碍较少，自然地形成了一条水草丰茂的通道。这条通道能让东西方文化进行超长距、接力式、不间断的传播。

古代丝绸之路的基本路线

古代中国处于陆、海丝绸之路的东方端点，为亚欧文明的交流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从时间维度来看，古代丝绸之路跨越两千多年，历经中国的先秦、汉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期。从地理类型来看，包括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依据地理状况又分为“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等。

绿洲丝绸之路

沿青藏高原北缘的诸多绿洲、戈壁，穿河西走廊，经新疆，抵中亚，一直通达黑海南岸、东欧。绿洲通道是古代亚欧陆地互动距离最短、最便捷的通道，也是学术界所公认的最重要的传统丝绸之路。绿洲之路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地理特征，即在广阔的戈壁、沙漠中间分布着大小不一的绿洲，为商旅提供了补给和休息的营地。过境商旅即以绿洲为节点穿越戈壁和沙漠，维系着丝绸之路的畅通。

草原丝绸之路

顾名思义，这是以亚欧北方草原为地理空间而展开的大通道。在近代之前，丝绸经过草原通道转运欧洲的速度要快于其他通道，因为草原通道有一种古代最为快捷的运输工具——马匹。游牧民族借助马匹可以在大草原上快速移动，这是古代最有速度、最为便捷的运输工具。游牧部落借助马匹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流和对接。

南方丝绸之路

沿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经过川、贵、滇，南进东南半岛，西越怒江和高黎贡山可至印度，经印度可西达中亚、西亚、北非、东欧等。此通道即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被称为南方通道。实际上，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南方丝绸之路就已经形成，起到了连接中国、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的商业链接作用。

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交流与互鉴

丝绸之路使得地理位置不同的文明体系之间建立起较为长期而稳定的联系。丝绸之路上的人们在贸易中沟通，在学习中借鉴，在交流中启发，在拓展中进步。

科学技术的共享之路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通过古代丝绸之路，在欧洲近代文明产生之前陆续传入西方，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要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

火药在蒙古军西征过程中大放异彩，同时也引起了阿拉伯国家的关注。蒙古军保证亚欧陆路通道畅达的同时，火药、火器和其他东方科学技术也在势力范围内流传。

中国纸张曾随丝绸一路西运。在丝绸之路沿线，出土了大量多语种古代纸本文献。唐玄宗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安息节度使高仙芝与黑衣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进行了怛罗斯之战。此次战役使得中国造纸术外传至撒马尔罕，而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和发展又使得造纸术迅速地传播开来，广至北非的埃及等地，又经西班牙、意大利，直至欧洲大陆。

明清时期，以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为代表的传教士来华，西方科技成果传入中国，内容涵盖数学、地理、天文、水利、机械、铸造、医药、音乐、绘画等多个方面。在徐光启等人的助力下，东西文化交流加强，极大地促进了中国近代科技的进步。李约瑟甚至认为：“到明朝末年的1644年，中国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差别，已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

如今，丝绸之路上的“钢铁驼队”又一次架起互利共赢的桥梁。2024年7月9日，一列满载汽车配件、太阳能组件、五金工具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浙江金华经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前往匈牙利布达佩斯 胡肖飞∕摄

宗教信仰的传播之路

丝绸之路的传播使宗教在异国他乡寻找共鸣，生根发芽。佛教、琐罗亚斯德教（祆教）、景教都曾在丝绸之路上传播。其中，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丝绸之路一直是佛教交流的重要桥梁，不仅有东来传教，亦有西行求法。法显和玄奘都曾西赴印度求法。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不断中国化，形成中国佛教派别，遂有六家七宗、八宗共显之说，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佛教已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传统思想之中，与儒、道融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贵霜帝国时期，佛教对中亚地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同时也与中亚当地的传统文化相融合。

商品文化的汇聚之路

张骞出使西域，在引进葡萄的同时，还带来了酿酒艺人，遂有“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华美诗句。胡麻即现在的芝麻，源自大宛；胡桃即现在的核桃，源自波斯；另有狮子、鹦鹉、孔雀等珍禽异兽。唐长安城市场上的精美金银、珍珠、玛瑙、水晶制品很多都由外来商人制作、贩卖。西来之音乐歌舞在唐代大为盛行。著名学者季羡林曾指出，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是世界上四个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这四个文化体系的唯一“汇流”处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四个文化体系中，在丝绸之路发展和繁荣进程中的兼收并蓄、互学互鉴和开放包容的大格局。

丝路精神需要发扬光大

经过千年洗礼，古代丝绸之路的意义和价值已远远超出了原有“路”的概念，积淀升华出一种精神，这就是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共享和平，共同发展是植根于古丝绸之路精神的当代倡议，与中华民族理念一致。陆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和平使者，他们以驼队和善意替代了战马和长矛。武力征服更多给古丝绸之路沿线的民众带来深重苦难，而和平合作往往伴随着繁荣昌盛。

开放包容绘就了亚欧非文明交流的生动画卷，中国正是这画卷中的浓重一笔。古丝绸之路覆盖了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地，沟通了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联通了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地理和文化地区，容纳了不同国度和肤色、讲各种不同语言的人民，汇集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众的世界。

互学互鉴是深化文明交流的中国智慧。古代丝绸之路为东西方交流打开了大门，创造了文化观念创新的场域。佛教源自印度却因中国主动取经而在东亚和东南亚大放异彩，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而深入地融入了中国大众的生活中。同样，源自中国的儒家文化也对欧洲产生了重要影响，欧洲的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思想家欣赏和推崇中国的儒家文化。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昭示了古代亚欧之间文明交融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揭示了亚欧不同文明之间交流的历史轨迹和历史规律。

“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这是古丝绸之路兴旺之时的景象。中国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东方端点国家，以独有的不间断文明开创并见证了这段辉煌历史，亦乐于并有责任在当代传承这一宝贵遗产，弘扬古代丝绸之路精神，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通过深度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本文摘编自《品读中国：风物与人文》，中华书局、科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