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基、凯恩斯、哈耶克：20世纪意识形态的左、中、右
拉斯基、凯恩斯、哈耶克：20世纪意识形态的左、中、右
导读：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变革性的世纪之一，三位思想家——拉斯基、凯恩斯和哈耶克——的思想深刻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演变。他们分别代表了左派、中间派和右派，其理论不仅限于经济学领域，更扩展至政治思想领域，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左起：凯恩斯、拉斯基、哈耶克
拉斯基、哈耶克、凯恩斯所代表的思潮流派，“奠定了20世纪政治领域左派、右派和中间派的基础”，近一个世纪，历史不断在证明，他们的理论不局限于经济学领域，而是由于不同时期对世界主要国家政策的影响，而扩展至政治思想领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格局。
肯尼斯·R·胡佛《凯恩斯 拉斯基 哈耶克：经济思想如何影响世界》将三人并列作传，他们三人均出生在19世纪末，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的兴起、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决定性的政治事件”。这三个人的经历，也是西方在整个20世纪对政府和市场、管制和自由、阶级和大众之间选择的历程。
当开始这项研究时，本书注意到了20世纪的意识形态转变：从政府的党派偏见转向政府与市场之间受到管控的关系，最终转向市场作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这在21世纪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是：社会的核心制度——政府和经济——在当代政治中成了意识形态的客体。这些制度的意识形态化，把一些统一的、可预测的品质归因于一些事实上很复杂的、互相缠结的实体。现实的政府与经济就其活动的范围和道德内容而言千差万别。政府可以把人们引向战争，也可以把人们从战争中解救出来，可以帮助穷人或不应当受到帮助的人，可以拯救或破坏环境。同样，市场也可以把人们引向浪费和挥霍，引向生产力，引向繁荣与萧条的循环。
然而，这些制度的意识形态化赋予政府和市场统一的、可预测的品质——这些品质创造了一些引发公众支持和反对的安慰和威胁。不是把这些制度理解为包含多种复杂性质的过程和实践的实体，而是把它们看作基于动力、内在本质以及个体福利设计的行动者。这些政治化的回应削弱了民众理解这些制度如何运转、在制度之内可以找到什么新的可能性的能力。
美国政治中意识形态僵局的一面体现在“市场是理性的、政府是愚蠢的”这个论断中。美国众议院多数党前领袖、众议员和哈耶克的追随者迪克·阿米（Dick Armey）用此来总结保守派的信条。这让人想起了相反的一些论题，比如资本主义是浪费的和非理性的，只有好政府才能把人们从它的劫掠中拯救出来。当21世纪开始时，这些相反的立场构成了西方民主国家媒体讨论、政治运动和社论撰写的基础。
该如何看待西方政治的这一转变呢？如今，西方处在新的千年，理解20世纪把西方引向了哪里或许是有价值的。需要找出一些线索来把这个故事串起来，使得人们能够从中得出它对当代政治经济的意义。或许，如果能够清晰地理解这个故事，就能找到一条路，在一个新时代的黎明通向更好的政治。
拉斯基：阶级意识的兴衰
在拉斯基去世时，牛津大学历史学家、曾把20世纪20—40年代称为“拉斯基时代”的马克斯·贝洛夫写道：这样一个时代如今结束了。拉斯基与其所处时代的协同作用在1945年的选举中达到顶点。社会主义——更多的是知识分子的学说，而不是工人的学说——与选举政治相结合，产生了一个切实的结果。这次胜利“恰好代表了拉斯基长期以来于其中作为主要知识分子倡导者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混合”。拉斯基小心游走于理论家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工会政治家的务实思维之间，把一组可接受的观念引入了政治行动。他对工人阶级的浓厚情感，对英国自由主义价值的根深蒂固的承诺，以及对英国制度及其领导者的亲和力，使得这样的航行成为可能。
看似荒谬的是，尽管拉斯基自己的声望可能下降了，但他费了很大力气提出的那项计划的一个温和版本在50年的时间里成了英国政治的标准。保守党人很快从他们1945年令人震惊的失败中学到了教训，在R. A. 巴特勒（R. A. Butler）、哈罗德·麦克米兰（Harold Macmillan）及其他领导人的巧妙指导下，重塑了他们的意识形态，至少是着手解决了“两个英国”的问题。巴特勒认识到，除非保守党人能在经济和社会不平等问题上赢得一点信誉，否则，英国选民绝不会允许他们组建政府。
撒切尔夫人对垄断工会主义和赤字开支的反抗带来了巨大的政策改变，但英国选民的基本政策观改变不大。正如艾弗·克鲁（Ivor Crewe）和唐纳德·西林（Donald Searing）所指出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掌权的原因并不是她的意识形态多么有吸引力。在1975年她因为反希斯态度而赢得党内领导权。1979年，撒切尔夫人赢得大选是因为“她在那个‘不满的冬天’受益于工党的崩溃；在1983年和1987年，她再次当选是因为反保守党的选票被两个反对党所瓜分（两个政党本身也存在内部分歧）”。根据对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一些关键问题所做出的民意调查，撒切尔夫人在当政的那些年并没有改变基础性的民意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她“推崇哈耶克的思想”，祈求选民支持的祷告并没有实现。
在左派，连续几任工党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坚定拒绝，在安东尼·布莱尔把工党朝西方政治光谱中间重新定位时达到高潮。工党在1997年重新掌权，但不是由于重新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而是由于扭转了保守党的有利形势。工党盗用自由党的政纲甚至还有保守党议程的一些内容，使得工党能够得到所需的45%的选票。类似的得票率曾经在三方竞争中把撒切尔夫人推上了台。社会主义者、自由民主主义者和温和派投票支持布莱尔。保守党、自由党和一些民族主义政党瓜分了其余的选票。
当当代政治领导人极力定义“第三条道路”时，财富和收入的悬殊越来越突出。在第三条道路政治实施十年之后，发达国家似乎更加不符合拉斯基的标准：“在人人都有面包之前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蛋糕。”第三条道路为处于底层的人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尽管作为交换的是对安全网供应的削弱。然而，第三条道路远没有遏制富人吃蛋糕的倾向，反而明确地鼓励他们，正如不断加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所表明的那样。在这方面，第三条道路接受了哈耶克关于资本主义积累和私人投资合法性的观点，同时保留了福利国家的某些残余。
如果拉斯基今天出生在同样舒适的环境中，出于个人原因，他很可能会走上同一条反叛和背弃本阶级的道路。如果没有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的关于阶级之恶的证据，不可能有那么多人追随他。赋予广泛的反叛以正当性的，并非不平等的存在，而是富人在处理事务包括国外事务和国内事务上的不让步和自私自利。然而，制度权力变动的最终结果是政府信誉扫地，市场获得了合法地位。
另外一些议题——女性主义、种族平等、环境保护、恐怖主义——明显取代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旧政治。尽管这些运动是可理解的和必不可少的，但不再合适的是一项大规模的战略，把在社会中被剥夺的、处于弱势的、被边缘化的群体联合起来。事实依然是，政府是唯一有能力对抗企业主导地位的工具，也是和平推进民主和社会平等的手段。但问题依然是政府怎么才能最有效地行动。关于这个问题的教训，我们最后一次求助于凯恩斯。
凯恩斯：概率与进步
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刺耳噪声中，凯恩斯只是几个争夺公众注意力的有力声音之一。他的影响力起初源于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和西方影响的预言，以及对大萧条应对措施的争论。他的力量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成为新的制度和政策指南的立法者时才得以充分展现。正如彼得·克拉克所指出的，凯恩斯的制度良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历史形势之间存在一致性。在《凯恩斯主义的必胜时期》一文中，克拉克提出：
政府承诺维持稳定的高就业水平；向工人阶级倾斜的收入再分配得到了经济理论和社会正义的认可；增强了的工会地位正在朝相同的方向发挥作用。这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构想，可以说凯恩斯是它的权威。
因此，凯恩斯属于世界。他的思想由于不同的原因在不同的国家被接受。然而，战后时期所有西方政府都需要免受繁荣和萧条的冲击，需要一个理由来满足对住房、交通、教育、卫生及其他服务的爆炸性需求。在可供选择的观点中，凯恩斯主义对建制派没有威胁性，不煽动革命，不会给政府带来具有不可挽回后果的风险。由于他的温和，他成了进步主义最大的希望，成了停滞或造反的替代方案。
在国际上，凯恩斯主义成了一种经济发展的基本原理，集中于政府的经济导向，延伸到了世界各地，技术专家自认为手持繁承秘方，不太考虑当地情况。这些技术专家在他们对科学凯恩斯主义的热情中把现有的制度和做事方式搁置一旁。他们预示了20世纪末公文包里装着哈耶克作品的自由市场鼓吹者在前铁幕国家所扮演的稳定破坏者的角色——尽管有着更具建设性的结果。
凯恩斯主义被重新改造成了一个“体系”，那些分析过像保罗·萨缪尔森这样一些教科书作者的影响力的人详细记录了这一改造。正如恩格斯将马克思主义重新塑造成一门听起来精确的历史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创造性核心也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凯恩斯对评估经济量化参数的偏爱给人以一个体系的印象，他提出比如“凯恩斯乘数”之类工具的天赋也是如此。但是，用斯基德尔斯基令人难忘的话说就是，凯恩斯“不是第一个现代统计学家，而是最后一个数字魔法师”。数字暗示了科学，但分析和解释的艺术和技能才是凯恩斯最好作品的典型特征。
要让人们接受凯恩斯对政治经济学的调控方法，需要公众抱着足够的希望认为对幸运的调和是可能的，对不幸的调和多有效则抱一定程度的怀疑。30年代及战争时期的绝望，以及战后冲突和重建的大戏，侵蚀了这些假设的基础。相比之下，社会主义提供了一个更有力的途径：从根本上重构塑造社会和个人命运的力量和制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英国在40年代达成了凯恩斯主义国内政策，不是通过拥护而是通过避免进一步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在50年代直至70年代，当公众希望明智而温和的干预形式可以改善他们的生活时，凯恩斯的方法很能反映公众的心境。
尽管有原创性，但凯恩斯到最后一直尊重古典的经济学方法，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戴维·菲利克斯援引凯恩斯对自己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思想遗产的最后评论，来证明凯恩斯重视亚当·斯密对市场互动甚至还有对推动经济走向最优均衡的压力的感觉。凯恩斯明显并不把自己的工作视为取代古典分析，而是视为在边缘添加一组关于干预何时、为何及如何能够为那些力量增添实力的洞见。
凯恩斯特定形式的普遍主义存在的问题在于，它并非基于对普通人如何勉强维持生计的实际理解。与生活现实的日常斗争很难带来幸福的心态。正如伊丽莎白和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所证实的，凯恩斯“对于工人阶级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毫无想象力，尽管他非常关注让工人阶级的生活变得更富裕、更有保障，并把他那种人所享受到的闲暇和文化快乐扩大到工人阶级”。至于共同感受，昆汀·贝尔回忆起1938年“一场款待雇工的盛大聚会”。在那个篝火之夜，客人们受到的款待是主人发表的一篇“无疑充满智慧的演说”，但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他们倒不是不喜欢这篇演说，而是不赞同把钱浪费在这样的庆祝活动上。平民大众觉得自己在上等人的世界里算不上完整的公民，因而他们成为反精英主义者情有可原。
而且，尽管凯恩斯常常被指控支持精英主义，但他并不认为智力是建制派的专利。他把愚蠢视为一种恶，像原罪一样人人有份。他还认识到——用一位印度崇拜者阿南德·钱达瓦卡（Anand Chandavarkar）的话说——“发展的关键在于创造一个建立在民众能力而非精英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他相信，他看待经济学、价值观、美学和生活本身的视角对所有深思熟虑地考量这个世界的人都是可用的。尽管凯恩斯依然对“或多或少目不识丁的选民大众”抱怀疑态度，但这并非因为他们天生就劣于比他们更强的人，而是因为他们要么不需要、要么没有能力获得分析经济的技术。因此，尽管大众民主可能值得怀疑，但凯恩斯的精英主义——正如他所看到的——是一个实践性的问题，而不是基于阶级的信仰问题。最终目标是所有社会部门的广泛改进，而不是增加贵族或资本家的特权。
凯恩斯对当代政治的重要意义在于，尽管他的观点可能已经成熟，但精英对世俗理性主义的亲近与社会宗教和道德习俗之间仍存在分离。凯恩斯的进步主义继承者没能有效地致力于解决对道德和发展的关切，这使他们没有能力回应无处不在的媒体文化所提出的挑战，而正是这一文化侵蚀了信仰并削弱了人类发展关键进程的基础。公众对制度和决策者的绝望与不断下降的民众政治参与率是一致的，与最不满者当中道德主义运动的动员也是一致的。
哈耶克：退出与重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元老哈耶克却让平民大众觉得自己不是外人。一个名叫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女士说：“我的‘布卢姆斯伯里’是格兰瑟姆——在那样的环境中，卫理公会教义，杂货商的店铺，扶轮社，以及所有严肃而冷静的美德，都得到了培养并受人尊重。”她的话让这一点变得耳熟能详。在大西洋彼岸，一个扮演凡夫俗子、并不总是能赢得姑娘芳心的演员，让哈耶克的话语变得通俗易懂、深受欢迎。
到20世纪80年代，公众有理由担心，作为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途径，管控和节制是远远不够的。人们认识到，公共支出——国内支出和军事支出——已经失控，经济福祉受到通胀、犯罪增加和社会腐败的联合威胁，这一认识导致人们转向平民主义。正是亲市场意识形态的兜售者对平民主义的应用，让平民主义者的怒火改变方向，不再对准资本家的腐败和贪婪，而是转向怀有恶意的政府和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
在还是个年轻人时，哈耶克就曾目睹奥地利君主政体的土崩瓦解，他学会了憎恶政府。他似乎没有想到，那个不民主的、腐化堕落的、被打败的政权与20世纪晚期的大众民主政体之间相似之处甚少。他的思想的轮廓——即便不是它的起源——如今很符合公众的心态。他谴责政府干预的坚定口吻与民意一致。
哈耶克看似矛盾的观点俘获了公众的想象：矛盾的是，一方面，他对现有政府实践提出了强有力的批评；另一方面，他又对自发力量的恢复力抱有乌托邦信念，这些信念在“自由宪章”中开始发挥作用。为90年代的经济繁荣提供动力的，既有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出现所带来的生产力提高，又有税收、政策制定过程或社会供给的任何变革。然而，公众的心态从反对精英及其操纵的政府转向了一种很符合哈耶克观点的文化平民主义。如今，市场的自发力量在世界股市引发了又一轮的泡沫破裂，公众的情绪可能会再次转向。
另外，哈耶克的方法的缺点在于把可能性投射为必然性。不管哈耶克怎么否认自己是个决定论者，正是决定论的风格赋予他的论证以意识形态推力。哈耶克让广泛的民意对市场的知识动员功能变得敏感，从而实现了某种深刻的东西。然而，市场意识形态的拥护者可能会毁掉这一理解有望带来的好处，他们承诺减少政府服务之后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利益。
仅仅根据市场优于政府（反之亦然）这个假设而对错综复杂的权力安排做出改变，很可能恰好让船在原地转圈，因为推动这些改变的动力是欲望，而不是实际的航海术。是时候打住了，不再审视这三个案例，而是看看对于一种改进了的政治经济学，究竟有哪些更广泛的教训可以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