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冠》：从历史叙事视角下的中国女排故事令人震撼
《夺冠》：从历史叙事视角下的中国女排故事令人震撼
《夺冠》通过3场重要的体育赛事，串联起了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女排30余年的发展史。影片用平等的目光讲述历史的故事，无论“郎平”还是“中国女排”都被共同抽象成了一种伟大的“中国精神”。
2020年9月25日上映的《夺冠》通过3场重要的体育赛事，串联起了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女排30余年的发展史。
从其类型特点上看，它无疑是一部典型的体育电影，但是它作为一部由国家体育总局牵头制作、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东京奥运会前夕以真实的中国女排故事为基础进行改编的体育电影，无论是时代背景还是创作题材的特殊性都让这部影片注定不会平凡。
中国体育电影的创作从来都是与时代背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对于呈现一个时代的民族精神和气质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但回顾中国体育电影的创作，不仅经典影片屈指可数，而且类型创作经验上也较为匮乏——体育多作为一种重要的类型元素杂糅到其他影片类型之中。
《夺冠》的出现无疑是对中国体育电影类型创作的一个丰富，影片既保留了典型的类型特征，又在不同的叙事层面上尝试进行类型的突破。
《夺冠》通过对承载着几代人记忆的中国女排故事的讲述，映射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历史。编剧张冀在采访中表示，中国女排绝对不仅仅是一部体育片，“是要写中国，写这个时代，写集体的记忆，而且要用写这支球队、这两个人去映射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的变迁”。
影片用平等的目光讲述历史的故事，无论“郎平”还是“中国女排”都被共同抽象成了一种伟大的“中国精神”。
本文尝试从历史叙事的维度对影片的类型创作进行分析。
历史叙事视角下的体育类型书写
“人处于历史中，历史也存在于人之中”，《夺冠》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女排崭露头角走向辉煌的重要历史背景。
这一时期的中国刚刚走出民族的“创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体育尤其是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力的推动，从前期“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攀登世界体育高峰”的体育发展方向到“体育强国”口号和“奥运战略”的提出，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体育正处在“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激昂语境之下，个人承担着为国争光的时代使命。
“在国际赛事上夺冠”的目标成为集体诉求，“中国女排”就是在这种历史语境中出现的一个团体，她们在世界级体育赛事中创造的“五连冠”成绩，不仅仅作为一剂振奋民族精神、增强国家凝聚力的良药在全国引发轰动效应，还承载着“女排精神”成为当时中国形象的代言人。
事实上，曾报道了中国女排“五连冠”盛况的体育节目解说员宋世雄曾在他的自传里谈及中国女排夺冠引起的巨大轰动，绝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排球问题，而是当时的中国“需要中国女排这种奋勇拼搏的精神”。
作为“中国精神”的代表，“女排精神”的独特价值和重要力量得到了高度重视，《夺冠》则承担起了这一重要任务。
1.经典类型框架延续体育故事传统
《夺冠》中的历史叙事离不开中国体育电影中常见的成长/圆梦故事类型框架。
经典的体育电影创作中，运动员在影片中常常面临思想、技术、生活等方面的障碍，故事围绕着这些“障碍”被克服的过程展开且最终以运动员克服困难夺得冠军收场，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模式。
《夺冠》虽然在历史时间的叙述上存在着省略和简化，但是影片中两个主要叙事段落都是典型的“备战—夺冠”成长故事框架，既存在着电影中经典的“改造”情节设置，也有着新时期运动员凭借个体意志追求梦想、为国争光的故事脉络，只不过在影片中不同的人物承担着不同的叙述责任。
《夺冠》中主要表现了中国女排两个阶段的辉煌时刻，一个是1981年中国女排夺得第三届世界杯冠军，一个是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夺冠再现辉煌。
2.符号化艺术处理再现历史语境
在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叙事中，影片有意识地通过符号化的艺术处理复现当时的历史语境。
那时的中国将体育比赛看作是走出国门、构建国家形象、扩大国家影响力的重要方式，“围绕塑造女排典型，宣扬女排精神，组织体系、媒体行业、文艺界都纷纷加入了符号化的‘造型’行列”，影片开头将老女排队员作为符号群体呈现之外，还通过无处不在的象征符号营造“国家”的时刻在场。
陈忠和推门进入训练室后，主观视角先是一个全景扫视了在阳光下刻苦训练的排球队员们，随后就以一个特写落在了排球训练室最后方醒目的国旗和“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口号上，这种最为常见且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象征符号从开头就被高高悬置在每个人的头顶上方，并笼罩了整个训练室。
女排队员作为已经集体化的存在，有着自觉的国家集体意识和荣誉感，这一点在青年郎平的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1980年大年三十那场女排与江苏男排的联谊赛作为中国女排成长的一个重要的赛事节点，也标志着陈忠和“成人礼式改造”的完成，“中国女排没有你，没有我，只有我们”这句话也正是那个年代中国女排对女排精神的“自述”。
3.内在叙事逻辑传达“新”体育价值观念
影片后半部分，虽然大段落的叙事结构仍然是备战里约奥运会—奥运会夺冠，但是影片叙事的重心已经明显从集体转向了个人。
与20世纪80年代女排成员的符号化处理不同，影片用一个完整的段落将郎平的“大国家队”改革计划与新女排队员招募交叉剪辑在一起，对于女排成员的介绍以郎平开门见山的一句“她叫什么名字?”展开，对个体的关照也引出了新世纪中国体育的价值逻辑，即通过个体成长的契机传递体育运动的真谛是对“人”的关注。
与此同时，“夺冠”作为叙事的结果在意义层面却被淡化了，郎平并没有继承袁伟民“中国女排，流血不流泪”式的铁血训练，而是采用科学、人性的管理，鼓励女排队员们做自己想做的，“成为你自己”。
这里其实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背景，即随着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发展，“文化自信”的呼声越来越高，“国家的集体价值取向诉求与受众对于主流文化建设和高品质的影片需求和谐统一，呼吁中国体育文化觉醒、体育文化自信”。
所以，影片这一部分叙事的内在逻辑即当今社会中国的强大和崛起带给中国女排一种内在的强大和自信，从而“唯金牌论”意识淡化，个人价值在国家“以人为本”的体育价值观建构下得到了凸显。
同样是塑造中国女排形象，同样表达“女排精神”，不同的是现代意识所带来的历史叙事段落之间不同的类型表达方式。
《夺冠》意图通过对集体群像与个人形象的塑造来反映中国女排精神的历史发展，始终强调“集体意识”在凝聚民族力量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影片中不能忽视一个重要的空间是漳州训练基地，在这里，训练室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运动员们的活动场所，它实际上是国家意识形态运行和发挥作用的空间，是“女排精神”形成、凝聚、升华的生产空间，在这里个人和国家融为一体，“我”的梦就是“中国”的梦，个人成长故事与集体夺冠故事融为一体。
体育电影创作中的文化思考
电影《夺冠》在中国体育电影的类型化叙事策略下唤起了关于中国女排的集体记忆，其中不乏对真实历史的重构，以及对于女性运动员想象化的银幕呈现。
导演试图在体育类型的基础上，将国家荣誉与个人价值缝合进一个语境中，在“体育+”叙事模式下进行多元化的价值表达。
“中国女排”既是一个具有IP属性的中国形象，又是一群有着英雄/普通人双重身份的女性群体，其影响力和文化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这也就意味着对其进行改编必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在一定程度上说，陈可辛导演的《夺冠》创作是一种“戴着镣铐的舞蹈”，其对于各种话语空间平衡的把握，对于中国体育电影及其他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下的类型电影创作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