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朗诺和他的苏轼研究——《散为百东坡》新书分享会
艾朗诺和他的苏轼研究——《散为百东坡》新书分享会
2024年9月8日下午2时，海上博雅讲坛第262期活动暨《散为百东坡》新书分享会在福州路艺术书坊三楼如期举行。复旦大学中文系朱刚教授分享了艾朗诺先生和复旦中文系的交游始末，以及中译本著作的出版故事。译者、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赵惠俊老师着重介绍了本书的写作思路、引进价值与论述的亮点。
现场人头攒动，会后签名售书环节排起了长队，读者们互动热情高涨。
朱刚老师分享：艾朗诺与复旦的学术渊源
朱刚老师首先分享了与艾朗诺先生相识的过程和他的中译本著作出版始末。
艾朗诺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发愿全译《管锥编》（后改为选译），经人介绍，拜访了王水照先生，希望能咨询《管锥编》理解的问题，也由此开始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友好交往。
艾朗诺著作的汉译始于《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2007年是欧阳修诞辰千年纪念，海峡两岸都举办了纪念欧阳修的学术研讨会，艾朗诺先生携论文参会，视角让人耳目一新。原来这是其著作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的部分章节。朱刚老师于是将艾朗诺此书介绍给上海古籍出版社，经过选题论证和中译版权交易后，组织研究生翻译全书。2013年，《美的焦虑》出版后，艾朗诺主动提出自己即将出版新著，于是一拍即合，依然由复旦大学的硕博士研究生翻译、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也就有了引进比较及时的《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英文原版出版于2013年，中文译本出版于2017年）。
这本Word, Image, 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出版于1994年，翻译的过程几经波折，最后由赵惠俊老师一人完成，今年首次出版中译，距英文原书的出版已时隔三十年之久。
赵惠俊老师主讲：艾朗诺的苏轼研究特色
接着，就由译者赵惠俊老师主讲，从艾朗诺的治学路径讲到本书的组织思路和其苏轼研究的亮点：
- 艾朗诺的治学路径
艾朗诺作为海外汉学家，与母语为汉语的研究者不同，需要通过翻译进入研究，翻译细读文本的这个过程中容易发现不为历来中国读者所关注的人称、时态等问题。另一方面，艾朗诺偏好对大家进行全面研究，从欧阳修、苏轼到李清照，一些在李清照研究中很重要的议题与视角，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苏轼研究中已有发端。
在艾朗诺写作此书时，欧美比较盛行结构主义和新批评研究，提倡独立地研究文学，也就是纯粹从语言文字的组织方式，而非关联社会、历史和经济背景，展开文学研究。艾朗诺则希望找回社会历史语境来认识、理解苏轼。这一点对于从前强调“知人论世”，不久前标举革命性与人民性的中国读者而言，或许不算新鲜。但对当时的欧美汉学界而言，是有突破性的；再者，他对具体文本的分析也带有结构主义色彩，中国读者可以看到如何更好地结合结构主义研究和“知人论世”。
对于今天的中国学界，更有启示的点或许在于，艾朗诺的苏轼研究突破了文体壁垒，将诗、词、文、经学论著等各体著述全部囊括，彼此打通。
- 从“言”“象”“行”还原苏轼面貌
从原书书名的三个关键词来看，可以看到艾朗诺组织研究的递进维度：“Word”——言语、言说，主要是苏轼的各体著述；“Image”——形象，从各体著述中抽绎出的种种不同的东坡形象；“Deed”——行为和功业，将前述种种不同的东坡形象重新拼合为一，审视苏轼的平生功业。
因为中国学界一直流传着“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这个译名，本次取为副标题，方便识别。而为了获得更好的传播效果，赵老师经艾朗诺先生同意，选择将“散为百东坡”作为主标题，这句来自苏轼的《泛颍》诗“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很符合本书的三个维度，同时艾朗诺的引言也是由此诗谈起的。
既然结合社会历史语境，全书先以生平为序安排章节，后过渡到文体。
赵老师以“苏轼在思考些什么”“苏轼做了哪些事？”和“苏轼为何会产生这样的观点，做出这样的行为”为线索，梳理全书要旨。
- 苏轼的思考与行动
苏轼在思考些什么？艾朗诺的第一章从苏轼参加制科考试的五十篇策论谈起，将这些作为披露青年苏轼思想的文献，也从中寻找苏轼一生所坚持的基本观点。他找到的是《中庸论》中“礼”的根本在于顺应“人情”（人群中普遍的、正常的情感好恶），以及《留侯论》中士人应该具备“有所忍”的品性。前者解释了苏轼的很多政治观点与政治实践，后者则对应他贬谪时面对人生逆境的姿态。
处理历来文学研究者不甚关注的《东坡书传》《东坡易传》（苏轼对儒家经典《尚书》《周易》的注解）时，艾朗诺并没有陷入思想史研究的范式中，而是敏锐地发现苏轼“讨论经学问题以及与世俗生活无关的问题之时，总会回到他所面对的现实问题之上”，具体地说，他强调苏轼借注疏儒家经典，来表达他对荆公新学（王安石变法的思想依据）的异议。由此略作引申，苏轼最著名的《水调歌头》中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曾引起神宗“终是爱君”的叹赏，也同样可以用关注此岸世界、立足现实、游戏人间的思想倾向来阐释。
苏轼做了哪些事？艾朗诺偏重于选择那些“不合时宜”的事。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的英语世界中并没有将苏轼理解为一个“旧党”，因为他既反对王安石变法，也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的决策，所以往往将苏轼刻划成立场摇摆的“自由主义者”。艾朗诺充分吸收中国本土研究，将苏轼明确视为“旧党”，用两个章节分别从政治与思想的角度，具体论述其反对王安石变法（第二、三章），并且从旧党内部矛盾的层面理解元祐年间的政治与学术之争（第四章）。
艾朗诺非常关注苏轼在外放和贬谪时具体地政治表现，比如在浙西屡屡上报灾伤，请求朝廷减免赋税；在黄州组织救济，改变贫民溺杀婴儿的习俗；在惠州策划修筑桥梁，以免百姓在乘船渡河时溺死；为广州构想排竹管引山泉水饮用的工程等等。艾朗诺在叙述时为其勾勒出“及物”（仁慈地对待生命）与“勇于义”（勇敢地担当合乎正义的事业）两个动机。
苏轼为何如此？第六章从佛教的角度展开论说。慈悲的观念、观音的信仰，都对苏轼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苏轼在反对新学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思想主张——无心（破除对“我”自身存在的执妄）、应物（灵活而巧妙地应对 “我”以外的世间万“物”）、不执（“我”不执着于占有“物”），都能从佛教经典中找到对应。
- 苏轼从事书画创作的动机
对苏轼书画论的探讨也在微观上体现了这种探索理解途径的研究思路。艾朗诺没有深入艺术史的语境，去关注苏轼的书法与绘画本身怎么样，有什么地位与影响，而是选择苏轼的书论、画论文字为研究对象，落脚点依然放在苏轼如何处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循着这一思路，他对苏轼涉足书画艺术的动机有了如下解答：苏轼希望在文艺发展历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广泛涉足文学以外的艺术世界，因为苏轼认为在唐代杜甫的诗歌、韩愈的文章、颜真卿的书法和吴道子的绘画，各自都取得了这一领域内的最高成就，宋人唯有取得综合性、集成性的成就方能与之相抗衡。
此外，书画是“应物”思想的一种具体实践；同时，书画能寄寓情志；带来纯粹的快乐；在严酷的党争中，从事书画艺术既是一种自我保护（没有写诗那样危险），也起到凝聚了小团体间彼此的认同（苏轼和他周边的士大夫大多热衷于书画）。
- 苏轼的诗词艺术
艾朗诺对苏轼诗歌的讨论也同样不限于文学史维度的评价，而是通过诗词，理解苏轼对世界的认知。或者说，把诗词作为苏轼应对世俗问题的一种方式。艾朗诺依然以“不执”和“无我”理解苏轼诗词创作特征，这让他对时空变化的把握尤为独到。
《法惠寺横翠阁》中有句：“朝见吴山横，暮见吴山纵。” 这无疑不符合日常的感觉经验，但在佛教“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世界观里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与之机杼相似的，是《题西林壁》中的“远看成林侧成峰”。
如果说展现万事万物的变动不居是“不执”，那么认识到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或者自己在此间的存在终究是有限的，就是“无我”观念的体现。《送郑户曹》一诗在形容徐州江山形胜，以及自己曾作为行政长官在此地抗洪抢险，并建造黄楼以志纪念后，怅惘地以他人视角感叹道“登楼一长啸，使君安在哉” 。
在赵老师看来，《洞仙歌》词结尾是“不执”与“无我”影响下中年人的感叹：“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秋风尚未吹起，流年尚未被偷换，但已经埋下了隐忧。但表达仍是节制的、中正的。
艾朗诺先生注意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苏轼在诗词中提及弟弟苏辙子由时，往往不再克制感情、保持超然的态度，而是放任自己流露寂寞、思念乃至自怜。苏轼诗词中的子由似乎不同于文章中的子由，也不同于他诗词中其他任何人和事，似乎是仅剩的一扇允许无节制抒情的窗口。
在贬谪文学一章中，艾朗诺特别关注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的不同，在他看来，苏轼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士大夫，他躬耕东坡的意义与乡曲之士陶渊明归田很不相同。赵老师对此不甚赞同。
另一处值得关注的是艾朗诺对《后赤壁赋》的解读，他将苏轼抛下客人独自登山的举动视为追求永生的隐喻，将赫然出现的鹤视为对苏轼的恐吓，因为贸然登山的苏轼涉足了不属于他的空间。
涉及党争与贬谪，必定无法忽视苏轼“勇于义”，或者说具有战斗性的一面：贬谪到惠州时，他写下《纵笔》诗，有句“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传闻引起新党执政的愤怒，再贬儋州，苏轼到儋州又作《纵笔》诗，有句“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苏轼无疑是为自己的“不合时宜”而沾沾自喜的。艾朗诺都忍不住吐槽：读者可以想象当苏辙在听说其兄长又开始写新的“纵笔”诗的时候，会产生怎样的反应。
词的专章中，艾朗诺讨论了苏轼为什么要革新词体（革新词体是说苏轼让词从以歌女口吻抒情，供人在宴席上取乐的文体，变成一种可以给士大夫自己抒情言志的文体）。通过比较悼念爱妾朝云的诗词，可以发现，诗歌的抒情是比较节制的，“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悼朝云》）无论主语是悼亡的苏轼还是逝者朝云，都意在从佛教的教义中获得某种安慰和希望。而词作的结尾“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西江月》）则是强调斯人已逝，梦寐难通，是纯粹的感伤。
艾朗诺认为，革新词体是因为诗歌在漫长传统的影响下，抒情应当节制，那么过于丰沛深厚的感情需要以词体为突破口倾泻出来。
这就引入了苏轼词的另一个问题，它究竟是不是真的“短于情”？如果将情局限为传统词体擅长表现的酒宴歌席上逢场作戏的男女之情，那东坡词确实“短于情”；如果不限于此，东坡词也能深沉细腻地表达个性化的情志，并不真的“短于情”。
最后全书的结语处理了苏轼的接受史问题——苏轼原是一个有全方位成就的士大夫，尤其是以朝堂和地方上的政治表现获得朋辈的称颂，但在明清两代人们越发把他局限为一个文人，甚至是一个诗人来看待。这种透过明清接受史的遮蔽，力图还原历史现场的研究，已开《才女之累》先河。
朱刚老师的阅读体会
朱刚老师接着谈了一些自己的阅读体会，他觉得这本迟了三十年的译作读来分外亲切，仿佛回到了自己学生时代。艾朗诺虽然年辈稍长，但和自己一样曾站在同一个苏轼研究的起点之上，沿着王水照、曾枣庄、张志烈、刘乃昌这一辈学人的成果，推进苏轼研究。
与当下的苏轼研究强调诗文分体不同，艾朗诺仿佛从《苏轼诗集》《苏轼文集》回到《东坡七集》的状态，这种视角更加能接近文献原貌。
这本书纵向串讲苏轼的人生，横向探讨文章、诗词、书画、佛教影响等，错综交杂得比较巧妙，可以作为经营一本著作的参考。
他个人比较看重的是，艾朗诺讨论苏轼哲学思想，不会陷入理学的话语体系，讨论佛教对苏轼的影响，也不陷入禅宗话语系统，而是保持一个超然的、具有相关常识的研究者视角，进行自信而稳定的进行阐释与对话。
他还透露，艾朗诺写作此书的一个小目标，就是取代林语堂The Gay Genius（《苏东坡传》），更加全面而真实地展现苏东坡的各种面相。着眼于在海外汉学界的话，也的确实现了这个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