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汪曾祺乡土小说之比较
沈从文与汪曾祺乡土小说之比较
沈从文与汪曾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乡土小说作家。沈从文以一颗“执拗”的“乡下人”的心表示着对乡土的亲和、对都市的逃离。汪曾祺则是跨越时代的富于灵性的作家，在乡土小说方面卓有建树。本文将从创作取向、技巧特点以及人生哲学三个方面，对两位作家的乡土小说进行深入比较。
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湖南乡土文学的开拓者和主帅，他对后代产生过广泛持久的影响。沈从文这个“执拗”的“乡下人”，对乡土有着显而易见的怀恋之情，对城市似乎“天生”有一种对立感。正是这种“乡下人”的眼光和身份体认使他对宗法农村自然经济在近代解体的历史过程有了深切的领悟，同时也正是因“乡下人”的生命体验和文化立场，沈从文既没有像“左翼”作家那样从政治的角度来反映农村的凋敝和都市的罪恶，也没有像“海派”文人那样从商业文化的角度来表现物质的进步和都市生活的五彩斑斓。他采取的是地域的、民族的历史文化态度。由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入手，批判现代文明在其进入中国的初级阶段后所显示的全部丑陋之处，在这一意义上，沈从文的作品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位作家比起别人来，似乎有更为持久的努力和较大的发展，直到他搁笔之前，不停地向中国现代文学输送他的偏僻家乡的人物，那里生活的形与色、风物、习俗和民间文学的宝藏。
谈到现代乡土小说作家的乡恋心态，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鲁迅，其次就是沈从文了。在现代作家中，说过自己是“乡下人”，并明显表示过对乡土的亲和、对都市的逃离的作家不在少数，但像沈从文这样“执拗”的“乡下人”却不多见。沈从文这样疏离都市，亲和乡野，鄙薄“城市中人”，厚爱乡村灵魂的文化倾向的形式，源于他对乡村、都市的不同理解。沈从文生活创作时的中国都会，几乎无一不表现出畸形发展的“中国味”——一方面，这些城市骨髓深处仍是沿袭着数千年的封建文化；另一方面，它又张惶失措地不加选择地接受涵纳了沉靡的西方商业文化。沈从文悟到了造成如此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于是，沈依了自己心情的导引，去写自己“心和梦”的历史，去营造那片“即或根本没有，也无碍于故事的真实”的心理上的乡村圣土。这“乡土”体现着沈从文对某种文化价值的怀念与执着。
汪曾祺是个衔接现、当代的作家，他在创作上很受沈从文的影响。其作品具有平淡恬静、和谐温馨、充满田园牧歌的抒情色彩和天国仙境的梦幻情调。汪曾祺是“文革”中最受评论界关注的作家之一，而且是最早致力于市井乡土小说创作并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作家。他从小受传统文化精神熏陶，曾师从沈从文学习写作。汪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1〕（PP 237~238）。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汪曾祺小说还流溢出多种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诚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此外汪曾祺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喟叹。汪曾祺从小受传统文化精神熏陶。1939年，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受业于沈从文，他的短篇小说《受戒》与沈从文的《边城》有点相似，都是有意识地表达
一种生活态度与理想境界。汪的小说被视为诗化小说，在文学与艺术研究上颇有建树。对汪曾祺小说的创作风格，大多数人用“淡中有味，飘而不散”，平淡和谐来概括，其实，汪曾祺同沈从文一样，注重语言文体建设，如他所说，“我大概是文体家”。
二
沈从文、汪曾祺两人对于故乡感情的差异造成两人语言色调的不同。湘西给沈从文带来的是激情和感伤，而他对城市似乎“天生”有一种对立感，也正因为他对“这一现代社会”的领悟，使得生活于都市的沈从文，这颗不屈的湘西灵魂，在对乡村灵魂的赞美中，呼唤张扬一种健全的、于国家民族前途有意义的生存环境与存在方式，以此超度那一个个无家可归的迷途的现代灵魂，进而实现民族文化人格与伦理道德的再造。
有别于沈从文，汪曾祺有通俗抒情诗人的恬淡宽厚，使得他能用心去感受生活中的欢乐和温馨，贴近地观察生活又从较远距离地思索生活，有一种超然与达观。沈从文、汪曾祺在小说结构的体现上各有千秋。沈从文的小说题材非常广博，结构上却能做到不雷同。更有甚者，沈从文虽然写了许多篇短篇小说，差不多每篇都有一个新结构，不使读者感到单调与重复，可见其组织的巧妙。而且每篇小说结束时，必有一个“急剧转变”，像《夜》那篇，隐居老人开房示人以老妇尸体；《虎雏》那篇，他所收养教育的聪明小兵终于逃走；《牛》那篇中牛大伯的牛被拉夫者拉去等。全篇文章得这样一结，就给人出乎意料的感觉、愉快的惊奇。同时，沈从文小说句法短峭简练，富有单纯的美。如《我的小学教育》自述小时生活。另外，他在遣词造句这方面表现新奇，有时想入非非，令人发笑，如“因为好的天气，是不比印子钱可以用息金借来的”（《牛》）。
汪曾祺的小说结构随便、散漫，看似信马由缰，了无拘束。他的小说里很大一部分只取一人一事，或奇艺，或怪癖；或妙语，或劣行，例如《桥边小说三篇》、《故人往事》等作品。总之，他剪一片绿叶给你看，“谈生活”而已，怎么谈，无定格。为了使作品摇曳多姿，有时运用一点现代派的手法使作品于平安中见奇崛，于和谐中见丰富，如《大淖纪事》。
不难看出，沈从文、汪曾祺二人作品结构上都具有散文化的风格，但相比之下，汪曾祺更重写人物，重文气有画意。汪曾祺认为在短篇小说中只要写出了气氛，即使不写故事，没有情节，不直接写人物性格、心理，也可以在字里行间浸透人物，因为气氛即人物。所谓气氛，既包括作者的情感、情绪的自然流露，也包括自然风光、民情风俗的生动描绘。但汪曾祺看重风俗描绘，他“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2〕。风俗自然地流露出一个民族的天性，作者总是从这里去寻找人物性格的源头活水。凡与人物有关的风俗，作者从来不吝笔墨，大笔挥洒；与人无关的风俗，尽管很美，也毅然割舍，惜墨如金。《大淖记事》花了近一半的篇幅来写民情风俗，这正是大淖人自由恬然的天性的写照。巧云和十一子就是这民情风俗养育出的灵秀精英。他们的性格、爱情和追求爱情的方式同大淖的风俗相和谐，致使人们很难分出哪些是写人物，哪些又是写风俗。
风俗即人，这也是他同很多写风俗的作家最显著的区别。这同时正是他的小说受到人们青睐的原因之一。他将风物、习俗和民情等传统文学中视为次要的、只起烘托作用的事物，提高到与人物同等的地位，成为审美观照主体对象，让人们在欣赏人物形象的同时，欣赏到了赏心悦目的风俗形象。《受戒》中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固然让人感动，可是，如果没有那一地方特有的风俗民情的描写，是不会取得那独特的审美效果的。汪曾祺倾心于风俗形象的创造，不仅把它作为刻画人物的一种手段，而且把它作为创作目的，这是文学观念上的一个巨大变化。这使他的小说脱离了传统小说模式的束缚，呈现出一种广泛的社会性、知识性、风情味和轻松感的美学效应，从而引起了各界读者的广泛注意，并成了某些作家的模仿对象。沈从文运用自然朴实的群众语言叙人情、绘风景、描景物，从而创造出一幅幅色彩纷呈、意境清雅、情调健康，富有浓郁诗情的画卷。
而汪曾祺更是一位具有独特气质的作家。他认为，“我们当然是需要有战斗性的……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悲壮、宏伟的作品”。但是，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1〕（P 208）汪不习惯用政治群体意识观察、表现生活，而是钟情于个人的经历与命运，个人的性格特点、操行品德甚至个人隐私。汪曾祺小说吸收了我国古代散文、笔记小说的优良传统，是“我国古典小说中文人小说一家继承与发展”〔3〕；同时，还注意到其他传统艺术门类如绘画、戏曲和说唱文学对作家小说创作的影响。
沈从文的小说创作自成一种特殊的风格，在鲁迅、茅盾等系统之外另成一派。他被人们称为“文体作家”、“自觉的艺术家”，这就看出他在创作方法和各种表现手法上进行的不断的探索和试验，并且不拘一格。沈从文用自己的独特笔墨和文体精心构建出谜一样美丽的“湘西世界”。他的表现湘西下层乡民特异“生命形式”的小说实在是多，单短篇小说集就有《龙朱》、《旅店及其他》、《石子船》、《虎雏》等。沈从文在“湘西世界”里阅读了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又用自己的笔将“湘西世界”带有原始风味的边地人的生活方式“风化”为活化石。可以说，“湘西世界”既是沈从文的精神栖居地，也是他最具魅力的艺术归宿。凭借他的“湘西世界”，沈从文与现代中国文坛、与世界进行了独具魅力的对话。汪曾祺小说的创作风格平淡、和谐，带有浓厚的儒学色彩。他的不少作品包含着对下层群众的悲惨命运的悲悯与同情。这与中国古代儒家士大夫作品中对大众的深厚关切、对苦难的严重感受是一脉相承的。汪曾祺说：“我有个朴素的古典的中国式的想法，就是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4〕这些也说明了他的文学观念中蕴含着儒家的人道主义精神。汪认为“作品的主题，作者的思想，在一个作品里必须具体化为对所写人物的态度、感情”。作品《受戒》、《大淖记事》这些以抒情见长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汪曾祺的作品拥有宽广的精神向度。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爱与悲悯不仅是一种情感态度，也是一种人生态度。
儒道佛相互渗透是对汪曾祺小说的哲学意识较为一致的看法。儒家的有所为与道家的无所为在独立的人格理想这一点统一起来，形成了汪基本的审美理想和道德尺度。在汪曾祺笔下，从古朴敦厚的乡镇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平和宽裕的境界里，我们可寻到儒家个体与社会和谐的人生理想。从清新明丽的江南风光里与自然天人合一的意境中，可以看出庄禅的个人与自然和谐的审美追求。
三
从作品体现的不同人生哲学来看，汪曾祺、沈从文都有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但呈现形态不同。沈从文体现在爱国者的忧患意识与文学家维护文学独立的要求之间，汪曾祺则在儒家与庄禅之间。除了描写湘西古朴奇异的村风乡俗，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也对湘西社会历史的“常”与“变”作了真实生动的描写，如《柏子》、《牛》等。这些作品力图在“常”与“变”中揭示外来的政治经济压力是如何冲击湘西社会的宗法制度，导致原有经济结构解体、民风道德演变、人伦关系恶化以及下层人民的人生悲剧的。他的目标专注在刻画那些历经磨难而又能倔强地生存下去的底层人民的本性。《牛》通过牛大伯想方设法耗尽钱财治好的牛最终被衙门强行征去的故事，反映了官府压迫掠夺给农民带来的灾难。《萧萧》反映的是童养媳现象。我们也能看出，沈从文对于国富民强不是不抱任何理想的。他爱写湘西民族的下等阶级，从他们龌龊、卑鄙、粗暴、淫乱的性格中，酗酒、赌博、打架、争吵、偷窃、劫掠的行为中，发现他们也有一颗同我们一样的鲜红热烈的心，也有一种同我们一样的人性。沈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国民族争生存权利。
沈从文所谓的文学改造社会的内容，主要是指对于人性的改造，即通过生命的智慧美、情感美和意志美的培养，促进“人格的自觉”，从而焕发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命力，求得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他把培养人性美的途径概括为“美和爱的新宗教”。他认为现实的“政治、哲学、美术，背面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实需要一种美和爱的新宗教，来煽起更年轻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只有这样，“国家民族的重造问题，方不至于具文、为空话”。（《废邮存底》）沈从文视文学为人生的感悟，却不否认文学的社会作用。同时，沈从文反对文艺与政治结缘，尤其是他的湘西题材小说在风格上充分体现了道家艺术精神，它有别于禅宗艺术精神，强调心游于物，随物赋形，想像指向心外之道，把自我消融在自然之中。沈因有意要宣传他“乡下人”的义利取舍的观点，较多地参与了现实生活的进程。但他这种参与跟儒家的入世精神相去甚远，即他不是站在政治的立场寻找社会问题的合理解决，而是从疏远现实而亲近自然的立场上为现代文明病开出了一副清凉去火的药剂。他用锐利的目光去透视那些文明外衣下人的本质的失落和人性的反自然性，他对“都市文化”持一种批判态度，这是后期的转变。他开始真正关注由个体生命汇合而成的民族的命运，深刻反省“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不断探求“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这些都是沈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忧国忧民意识。沈从文的《边城》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沈从文、汪曾祺两位现代文学界的风云人物，在乡土小说方面的成就可谓不凡。沈从文作为湖南乡土文学的开拓者和主帅，在他的乡土作品中，无论是其创作理念还是艺术表现，都包含了作家倾注心血的艺术追求。而汪曾祺是一位具艺术灵性的作家，他在继承和发展沈从文乡土小说语言风格的同时，更致力于艺术表现上和内涵方面别有创意，他的市井乡土小说创作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从现代小说的发展来看，“语言游戏”已经不可否认。汪曾祺继承着新文学里把小说当诗写，当绝句、当散文诗来写的传统。
参考文献：
〔1〕汪曾琪.汪曾祺文集·文论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社，1993
〔2〕汪曾祺.《大淖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J〕.读书，1982（8）
〔3〕武勤英.看书、买书与写书：作家汪曾祺的书房〔N〕.光明日报，1987-02-21
〔4〕美学感情的需要和社会效果〔A〕.晚翠文谈〔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