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莎草纸”与中国纸的区别
古代“莎草纸”与中国纸的区别
古代文明曾采用过各种材料书写文字。从古巴比伦的泥板到古埃及的莎草纸，从古阿兹特克人的树皮纸到古印度的贝叶，再到中国古代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这些书写材料各有优劣。而真正意义上的造纸技术源于中国，它不仅改变了人类的书写方式，更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
古代书写材料的演变
古代的纸有各种材料，古代文明曾采用过各种材料书写文字。古巴比伦人将楔形文字刻在泥板上，古埃及人在莎草纸上书写，古阿玆提克人及玛雅人以桑科植物树皮制作的厚纸书写绘画，古印度人用贝叶（棕榈叶）刻写佛经，古近东人与中古欧洲人用野兽皮书写，而古代中国的甲骨文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西周铭文刻在青铜器上，秦汉陶文刻在陶器上，以后还有刻石、竹简、木片、丝帛等等作为过书写的载体，但是它们各有缺点：或是太沉重，或是太昂贵，不能大量使用，部份更不能修改。
真正意义的造纸技术源于中国，当时首创发明以植物纤维无规则交叉排列的复合材料，在不同的环境下都能够廉价的取得、制作、保存和书写，它的出现与普及让人类的知识得以方便地被保存及迅速地被传播，纸的量产技术发明后，对于人类文明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造纸术的定义与起源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纸，絮一苫也。”清段玉裁注：“絮”是由漂絮和煮茧所得的残余纤维；“苫”是指草类编成用以为盖的席。
古代中国以简牍、丝帛、龟甲、兽骨、木板、树皮纸……等多种材料进行书写，其中的丝帛与树皮纸演化为后世的纸张。参考凌纯声先生的著作可知：蔡伦改良造纸技法的创新源流，受有南岛语族树皮布文化的影响。蔡伦将古代造丝纸（汉族本身传统）和造树皮布纸（南岛外来文化）的两种工艺整合起来，以造丝纸工艺的制纸工法，结合造树皮布纸工艺的材料学知识，从动物性材料（蚕丝）改为转用植物纤维（渔网、木料）来造纸，遂得到便宜、好用的“真纸”，时人名之曰“蔡侯纸”。
现代造纸艺术复兴之父达德·杭特曾经下了这个的定义：
要把薄片状的物质归类为真正的纸，这些薄片必须是由彻底分解到每条细丝都已彻底分离的纤维结构；将这些不同材质的纤维混合在水中并加以胶结，再用筛状的滤网将纸浆从水里筛出，水透过滤网的小孔眼沥出并在滤网表面留下干燥薄片，细密纤维并能呈现出平整薄层的形式，这个缠结在一起的薄层纤维材料就是纸。
同样是以植物性材料，古埃及人莎草纸和中国纸的最大区别，在于莎草纸是将莎草片粘连而成，莎草纤维并未分解，纤维的排列仍然保留自然的次序，纤维排列的单一性厚重，不利于书写和折叠与干燥，再者原料莎莎草仅尼罗河流域有；中国纸中纤维既不同于植物界纤维的有序排列，又不同于纺织品的几何排列，而是无规交叉的排列，制作简单加上适当的胶结和黏合，形成既轻薄又强韧吸水的材料，因此可以用来长期保存资料，原料也十分多元，可以利用所有环境的植物，最终传布至世界各地。
莎草纸与纸的区别
与纸相比，莎草纸的表面凹凸不平，保留了带状条纹的原始结构。当莎草纸变旧时，它的接缝处容易出现破损，产生线形长裂纹并最终完全破裂。
英语的“纸”（paper）一词源于古希腊语的papyrus，指的是一种名为塞浦路斯纸莎草的植物。莎草纸是一种由纸莎草的茎制作的书写材料，厚度大、与纸类似，在中国的纸出现以前曾在古埃及和其他地中海社会用于书写。
莎草纸的制备方法：将纸莎草的内茎切成小长条，并列排放成一层，随后在上面放置第二层，两层相互垂直，接着将两层一起捶打直至成片。这样做出来的材料非常坚固，但表面不平整，条纹边缘尤甚。当用于卷轴中时，一次又一次的卷起和展开会导致条纹沿着垂直线再次分开。在许多古代莎草纸文件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裂痕。
纸与莎草纸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压制之前，植物材料首先经过浸渍或崩裂而分解，这样可以制成更均匀的表面，并且材料内部没有易碎的取向，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破裂。
中国造纸术的考古发现
已知最早的纸张碎片，可追溯至约公元前179年，出土于放马滩
最古老的纸质书，由六种不同的材料组成，约公元前256年 、用于包装的麻纸，中国西汉时期，约公元前100年。
世界上最早的印刷书籍（使用雕版印刷），868年的《金刚经》，表明纸张在中国已得到广泛生产和使用。
纸的考古证据早于史书里记载的汉代（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宫廷官员蔡伦，故无法推断出纸张的确切发明日期或发明者。
现存最早的纸张碎片是在甘肃省的放马滩出土的，可能是一张地图的一部分，可追溯至公元前179-前141年。
西汉甘肃天水放马滩五号墓出土的纸地图
在敦煌和玉门关则分别发现了公元前65年和公元前8年的纸张碎片。
以往认为中国造纸起源东汉，但近年来的一些考古遗迹有了新发现，例如：
1934年在新疆罗布淖尔烽燧台废墟发现古麻纸，约长10公分，宽4公分，年代为公元前1世纪。
1942年在甘肃额济纳河东岸查科尔帖汉代烽燧遗址出土“查科尔帖纸”
1957年在西安东郊汉墓出土的“灞桥纸”，约10公分见方，年代为公元前二世纪。
1973年在甘肃额济纳河东岸汉金关烽燧遗址出土“金关纸”
1978年在陕西扶风中颜村发现公元前1世纪纸残片，上有四个手写的字。
包括了1986年在甘肃天水西汉初期的放马滩汉代墓葬群中出土“放马滩纸”，绘有地图，是现存已知世界最早纸地图。
1990年在甘肃敦煌甜水井汉代悬泉邮驿遗址出土“悬泉纸”。
悬泉纸
这些考古样本包括在中原确认年代遗址中被发现的，为中国造纸起源于前汉之说提供确切的佐证。宋朝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亦载：“汉初已有幡纸代简。……蔡伦剉故布及鱼网、树皮，而作之弥工，如蒙恬之前已有笔之谓也”。所谓幡纸即以蚕丝丝絮压制粘合成的纸。
东汉
兰州伏龙坪东汉墓出土的墨书纸，现藏甘肃省博物馆。
东汉蔡伦改良造纸术。他首创用树皮、麻头和破布造纸。树皮内含物木素、果胶、蛋白质，制造较为麻烦、困难。东汉崔瑗曾经送给好友葛龚十卷《许子》的书，在他给葛龚的信件里提及：因为生活不富裕，没办法用白绢，只能用纸。由此可约略看出纸张在当时的应用情形。当时是属于初步发展的粗糙产品，但这种便宜的材料已经可以堪用。
1987年在兰州伏龙坪发现一座东汉灵帝之后的墓葬，其中一面铜镜上包裹着两张用墨写有隶书及楷书的纸，内容大致为家书，可能是蔡伦改良后的纸。
史料所记载的蔡伦发明纸的时间为公元105年，比考古证据晚了数百年。蔡伦的创新之处在于使用桑树皮和其他韧皮纤维与渔网、破布、麻头等材料，大大降低了造纸的成本，而在此之前，造纸仅仅使用破布。
纸成为了中国三大艺术的核心元素——诗歌、绘画和书法。后来，纸与笔、墨、砚一起构成了“门房四宝”。
中国纸对文化的影响
蒂莫西·休·巴雷特（Timothy Hugh Barrett）认为，纸张在中国早期书面文化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政治上支离破碎，但强有力的阅读文化似乎在纸张发明后迅速发展。”的确，纸张的引入对书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意味着人们不必再小段小段地运输书籍，而是可以一次运输整本书；一本书可直接用手携带，而不需要动用大型马车。因此，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文学作品的私人收藏显着增加。
5世纪初，文字作品在中国南方似乎已经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展，一些私人藏书可多达几千卷；而中国北部整个皇宫的藏书可能总共只有几千卷。6世纪初，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的学者都能够在书评中引用400多种不同的文献。7世纪的一小段汇编文本引用了1400多部作品。
6世纪末的一位皇家图书馆长谈到，拥有并熟悉几百卷书才会被社会视为有教养之人。
根据英国汉学家魏根深的说法，中国纸张兴起的一个结果是“其书籍生产开始迅速超过地中海世界”。唐朝时中国在书籍生产方面领先全世界。此外，唐代和宋代后期雕版印刷的逐渐普及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相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领先地位。
从公元4世纪到1500年左右，中国最大的图书馆藏书是欧洲最大藏书的三到四倍。公元721年，唐朝政府的藏书约有5000至6000册(89000“卷”)。宋王朝的藏品在12世纪早期达到巅峰，可能已达4000至5000本。这的确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但在中国皇家图书馆的使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唐宋时期，只有少数图书馆拥有超过一两千本书（其规模比不上欧洲大主教堂图书馆的手稿收藏）。
尽管纸作为书写材料给中国带来了优势，但到了9世纪，纸在中东的传播和发展已经缩小了这两个地区之间的差距。
在9世纪至12世纪初，开罗、巴格达和科尔多瓦的图书馆的藏书甚至超过了中国的藏书，并使欧洲的藏书相形见绌。从约1500年开始，南欧的造纸和印刷业的成熟也缩小了与中国的差距。威尼斯人多米尼科·格里玛尼的收藏在1523年去世时已达到15,000册。
1600年以后，欧洲的藏书量已完全超过了中国。1649年，奥古斯塔图书馆的藏书量达到60,000册，1666年激增至120,000。1720年代，国王图书馆藏书80,000册，剑桥大学图书馆藏书40,000册。
1700年后，北美的图书馆也开始超过中国，到18世纪末，托马斯·杰斐逊的私人藏书达到6,487卷。欧洲的优势在19世纪进一步增加，欧洲和美洲的国家收藏超过了100万册，而一些私人收藏（例如阿克顿勋爵）达到了70,000册。
欧洲的书籍生产在15世纪中期引入机械印刷机后开始赶上中国。各个版本印刷数量的可靠统计数字在欧洲和中国都很难找到，但印刷术在欧洲传播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各大公共和私人图书馆得以建立自己的藏书，并且一千多年以来第一次能和中国相提并论，接着追上并超过中国最大的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