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析：中国总需求不足的六大深层次原因及改革建议
深度解析：中国总需求不足的六大深层次原因及改革建议
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一个重要原因是总需求相对或绝对收缩，导致生产增长的可能性边界受到严重压抑。本文从"财富生产-收入分配-需求支出"的国民经济渠道流量循环出发，深入分析了中国总需求不足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建议。
总需求不足的现状与影响
总需求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投资需求不足，阻塞了国内生产与需求循环，这是近些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主要原因。毫无疑问，居民消费和投资支出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然而，哪些原因造成了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和消费投资能力偏弱？怎样才能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居民消费投资的支出？
总需求不足的深层次原因
1. 生育管制造成人口红利损失
前20年生育管制，致使居民消费和居民投资需求相对收缩，合计影响2012-2022（下同）经济年均增长0.37%。中国人口数量最后一波高速增长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其中期后，最高的198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了16.61‰。从1988年开始，人口自然增长速度开始下行。20年前自然增长人口在20年后进入就业创业，但此时有消费和投资支付能力的经济主力人口绝对数量减少。
2. 人口迁移受阻影响消费需求
人口从农村农业向城镇工商业转移受阻，影响了受阻居民的消费水平和创业投资能力，在需求侧造成了经济增长速率年均0.7个百分点的损失。我们以发展水平与中国相当、未对人口迁移进行行政干预国家的市民化率为标准值，以中国城镇户籍人口率、非城镇户籍常住人口率和农村常住人口率的三元扭曲值计算，2012~2022年间，迁移受阻累计分别造成居民消费支出和投资能力边际减少13151亿元和51497亿元，使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分别损失0.20个和0.58个百分点。
3. 土地征收交易收入分配扭曲
农村和城郊土地征收交易收入在政府与农民之间分配扭曲影响了农民合理的收入和需求流量，造成经济增长年均下行0.28个百分点。2012~2022年，以市场经济体国家土地市场配置，农民可获得土地交易合理的收入为标准状况，以中国农村土地由地方政府零价格低补偿征用，行政垄断出让，交易收入97%以上归地方财政为扭曲状况计算，分别造成农村户籍居民消费支出和投资能力边际减少12646亿元和11519亿元，使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分别损失0.14个和0.14个百分点。
4. 农村住宅不能市场化交易
农村住宅不是市场经济的资产，禁止和不能市场化交易，农村居民不能获得这部分财产市场化收益，影响农民投资及消费能力，造成经济增长年均下行0.17个百分点。以市场经济农民住宅可以交易为标准状况，以农民住宅被禁止或不能够交易为扭曲状况计算，2012~2022年分别造成居民消费支出和投资能力边际减少6119.00亿元和9179亿元，使经济增长速度年均分别损失0.07个和0.10个百分点。
5. 城镇高房价挤出居民消费
城镇住宅单一供给渠道扭曲，其高房价过度转移了买房居民的收入，挤出居民消费能力，造成经济增长年均下行0.55个百分点。以联合国人居组织倡议居民房价收入比不超过6为标准值，以中国实际居民房价收入比平均11为扭曲值计算，2012~2022年，边际转移居民收入，即挤出居民消费需求从2030亿元增加到5465亿元，规模最大的2020年为7371亿元，累计边际挤出居民消费支出规模达49131亿元。
6. 财政民生支出比例过低
财政对民生支出比例过低，居民额外负担教育、医疗、居住等支出，其减少的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经济增长年均0.64个百分点。以阿根廷、巴西、智利、墨西哥、马来西亚、秘鲁、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发展水平相近国家政府福利支出占GDP比例为标准值，以中国福利支出占GDP比例为扭曲值，比较如图2所示，计算民生、教育、医疗、生育等支出不足，边际影响居民日常消费需求从2341亿元增加到6592亿元，累计边际挤出居民消费支出规模达57558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A01。阿根廷？等国加权平均数据：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DataBank（worldbank.org）．
如果没有上述扭曲2012-2022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应该为8.5%
上述各项加总，从需求侧看，由于居民收入水平不高、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能力较弱，分别造成的经济增长损失年均1.93个和0.94个百分点，总计造成2012-2022经济增长年均2.87个百分点的损失。
改革提高居民收入的建议
经济增长从需求侧看，主要问题是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过低造成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因此，总体的方向是通过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在一定年份中使居民收入和消费及投资需求占GDP比重扭曲值向大多数国家标准值靠近，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流量比重，扩大有支付能力的居民消费和投资需求流量。也就是通过涉及居民收入分配和消费体制的改革，让居民富裕起来，释放其消费需求的潜能，给供给侧的经济增长提供需求侧更大的可能性边界。
改革的目标是，2023~2037年，将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GDP比重逐步从43.04%提高到65%，在政府加大性支出的情况下，居民收入消费和投资率从62%和38%向75%和25%变动，政府教育医疗生育等民生支出占GDP比重从5%提高到15%或者20%。
2023~2037年，需求侧进行人口迁移放开、允许农村土地交易、放开农村住宅同房同价同权市场、居住供给多元供给和提高财政民生支出比重等改革，年平均居民消费支出将增加48210亿元，居民投资年均增量为11523亿元，共同在需求侧形成年均3.11%的经济增长拉动速度。
需要说明的是，在未来的15年中，一是由于出口的不确定性，政府基础设施投资已经饱和，企业投资增长决定于居民消费市场的容量，因此，需求侧增加居民收入，改变GDP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占比过低，是首要的需求侧增长潜能，并可以替代投资、出口低增长甚至负增长的主要动能。
二是未来供给侧方面，需要通过发展中小微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劳动力的生产参与率；而资本和土地创造的收入，需要通过初次和再分配及其支出，更多地向居民转移支付和政府公共服务等方面倾斜。
结论
从结构上看，居民收入分配、消费支出、居民投资和政府民生支出的（10）到（13）二元体制改革与增长算式，其仿真推演需求侧各自新增长潜能的加总，是本文需求侧总量增长算式（9）仿真推演的需求侧新经济总增长率3.11%。（注：因篇幅没有显示算式）其再加自然经济增长[3]，就是未来15年经济中位水平年均5.5%左右的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