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建筑文化的发展，及唐代家具与唐代建筑空间布局
唐代建筑文化的发展，及唐代家具与唐代建筑空间布局
唐代建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空间布局不仅体现了唐代社会的繁荣与开放，还深刻影响了家具的发展。本文将从城市规划、宫殿建筑、室内空间与家具发展等多个维度，全面解析唐代建筑文化的独特魅力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城市规划
城市建筑的群体规划在隋唐时代日趋成熟，在宫城之前增设中央官署的办公区域皇城，皇城前有横贯城市的南北、东西两条大道，东西市和里坊环绕在大道周围。从相关城市考古所发现的平面区域划分来看，隋唐都城的里坊划分整齐，宛如棋盘，具有明显的规划后兴建的印迹，如此秩序井然的城市美感，体现着唐代统治者控驭四方、万国来朝的雄心壮志。
城市中还兴建有一些高大的建筑物，都城长安城内佛寺中的大雁塔、小雁塔、保寿寺双塔、建福寺弥勒阁等与宫室高台建筑遥相呼应。一般州府中，建有角楼，可以俯瞰城市内外景观，如闻名千古的岳阳楼、黄鹤楼，成为城市的标志性建筑。
这些壮观的塔和楼阁，在城市内起伏错落，既起到标志区域范围的作用，也构建起城市的立体轮廓。丰富的建筑类型联缀成片、相互映衬而使城市富有浑然一体的韵律美感。
宫殿建筑
综合实力达到空前鼎盛的时代，象征着皇权的宫殿建筑是国家营造工程的重中之重。唐代的长安城中有三处宫殿建筑群，分别是太极宫，大明宫和兴庆宫。太极宫位于唐长安城北端，兴建于隋代，原名大兴宫，唐初的两位皇帝曾经居住于此。
大明宫位于长安城外东北角的龙首塬，最初是唐太宗修建的避暑离宫，后因太极宫地势低湿，高宗将之扩建后移居，从此大明宫成为唐帝王的主要居所。兴庆宫由玄宗位于城内隆庆坊的原邸改建而成，规模虽不及前二者，但景致优美，是玄宗朝的政治中心。
隋炀帝营建的东都洛阳紫微宫，武则天执政时期加以改建，将正殿乾元殿拆除后建造高三层的明堂，又在明堂之北建高五层的天堂，尽管武周政权结束后，又被改回单层，但明堂和天堂既是唐代极盛期高层建筑修建水平的体现，又打破了宫殿主体建筑为单层的传统，是我国的宫殿体制史上的一次难得的积极尝试。
此外，隋唐两代皇室皆有在全国各地建造离宫的传统，唐代所建者如翠微宫、九成宫、合壁宫、华清宫等，专供统治者冬夏二季休闲避寒暑之用。
隋文帝营建新都大兴宫时，出于全国统一的文化角度考虑，在宫殿建筑布局上遵循《周礼》“三朝五门制”，前朝后寝，坐北朝南，严格按照左右对称的中轴线布局，主体建筑都建在中轴线上，一改魏晋以来宫殿主体建筑的横向布局。
唐代承绪隋制，改大兴宫为太极宫，将宫城设为南北两部分，以承天门作为冬至、正旦大朝会的外朝，以太极殿作为朔望听政的中朝、以两仪殿为日常听政的内朝，北区则为寝宫。
入唐后新建的大明宫也因袭此制，设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三朝。这种宫殿布局设计，强调了宫城的纵深感，宣示了皇权的神秘性和权威性，成为后世宫殿建筑群设计的通式，文化影响十分深远。
室内空间与唐代高型家具的发展
受中国古典建筑的梁架结构特征影响，室内空间一般以“间”作为计量单位。所谓“间”，就是四根立柱与柱上的枋、檩围合成而成的两道屋架之间的空间。
大约自魏晋时期开始，我国古代建筑学出现了“间”的概念，从理论上来说，单体建筑的间数可通过增加横纵排列的柱子数量而向四面无限延展，但是在南北朝早期及其以前，由于力学技术的限制，建筑的间数延展通常只能在面阔上展开，由于使用通梁，即使面阔十三间的大型建筑也只有两行柱，因此其平面形态是一个细扁的长方形。
到南北朝中后期，大木梁架结构技术出现了较大的进步，全木构建筑的进深得到了拓展，此时的建筑技术己能采用柱与梁、彷结合构造出复杂的柱网组织。
魏晋以来建筑大木梁架结构体系的发展，到唐代逐渐进步完善，使建筑室内空间的规模远较土木混合结构建筑更为宏大高敞。建筑室内平面的宽敞和立体空间的加高，使建筑内空间尺度与人体身高之相的悬殊远较低座家具流行的时代增大。
这一建筑史上的巨大变化，促使唐代家具的发展向三个方面作出调整，从而与室内高阔的环境气氛相适应。其一是作为室内陈设中心的数种家具如壶口床榻、直脚床、帐的平面长宽尺度増大；其二是使所有置于地面上使用的家具都向高处发展，如坐卧两用具、承具、、架具的高度逐步增高；其三是以绳床、胡床、长床、唐圈椅等为中心的高坐家具进一步流行普及。
建筑空间布局与唐代家具陈设
入唐后，全木构梁架技术进一步发展，已经可以构造结构极其复杂的全木构建筑。如大明宫麟德殿遗址，是迄今的考古发现中结构最为复杂的唐构建筑。殿由相连的前、中、后三殿连通聚合而成，三殿面阔均为九间，前殿进深四间，中后殿进深皆五间，总进深达86米，总面积近5000平方米。
中殿为二层建筑，其左右侧又建二座方亭，亭内侧各有飞桥通向中殿上层，形成一个相互连通的建筑群。如此复杂的宫殿建筑内部空间，是为满足不同仪节场合的使用需求而设计。使用需求上的多样性，促生了建筑形式向复合化方向的演进，室内空间的功能性划分也因此需要根据特定场合作出不同的调整。
这种演进趋势还体现在住宅空间设计当中。我国古代的住宅设计，将前部作为起居活动的空间，称之为“堂”，后部供主人休息及处理私人事务，称之为“室”。唐代出现了一种被称为“轴心舍”的住宅建筑形式，其特征是前后排列的两个单体建筑之间用连廊相连通，前舍一般用作堂屋，后舍一般用作内室。
这种建筑形式当代研究者通常称之为“工字殿”，在唐代，它属于比较高级的建筑形式，唐文宗曾于太和王年（公元829年）下诏规定“非常参官，不得造轴心舍”。这种连通前堂后室的建筑格局，在当时相当新颖。
同时还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唐代公私园林营造的普遍，以及唐代礼教之防并未如后世一样严格，冶游之风在唐代十分盛行，因此存在各类家具频繁地在室外使用的情况。如步障、屏风一类起到空间屏蔽和主次方位划分作用的家具就显得十分重要。
室内和室外家具陈设使用的非固定性，正可以很好地解释唐代贵族墓葬中出土的壁画，常有对侍者携持家具情景的描绘的原因。
室内空间区隔与唐代家具陈设
随着建筑开间的增加，无论是厅堂还是内室，皆需加以功能性的区隔，以区分出起居、会客、宴乐、睡卧、读书等等作为活动的空间，当这些活动需要同时进行时，室内空间非结构性的临时区隔更显得尤其必要。
唐代建筑的内檐小木作装修主要包括木构件彩绘、墙面粉饰壁画、铺设地砖、门窗装饰、天花藻井等内容。至于室内木质隔墙的使用，现当代建筑研究多皆语焉不详。实际上，在室内空间的功能性区隔上，木质隔墙的应用在唐代已经出现。
总之，帷幕的设置和步障、屏风、化等屏架具的陈设组合，是室内空间再次划分的依据，它们围合起的空间，既相对独立，又在实际上互相连通，便于随时改移増减，对唐代室内空间的灵活运用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总结
唐代家具文化的繁盛，也得益于唐人拥有的这种强大的文化自信。唐代家具既能够以更为开放包容的态度接纳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就进入中国的外来家具样式，使之深入当时社会各阶层的日常生活，从而大大推动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由盘坐向垂足高坐的转化进程；同时也能承续传统家具的制作工艺和审美取向。
一方面将传统经典样式的制作推演到极致，另一方面又从外来家具样式和相关艺术门类中吸取养分，创造出既带有传统家具构造特征，又符合新型生活方式需要的多种新型家具。从而使中国传统家具的发展史，走上了一条在传衍与习得并进的过程中，探寻符合本民族生活态度与美感需求的家具体式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