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物中了解广西
在文物中了解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州博物馆，收藏的文物众多、种类丰富、涵盖面广，如陶雏器、坭兴陶、豇豆红、文嘉《草书赤壁赋》、独秀峰《王正功题鹿鸣宴诗石刻拓片》、《铁云藏龟》、《宣和博古图》等等，文物历史的跨度从旧石器时代直至近现代，见证了广西各时期的历史发展和演变。
合浦原为百越之地，百越先民有着深厚的航海传统，考古发现河姆渡遗址有百越人航海的痕迹。汉代的船只远航时只能沿岸行驶，合浦古港紧邻北部湾，季风和洋流状况理想，于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地，商船可沿着海岸线南下东南亚。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这是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第一次官方外交使者往来，也是中西方历史上的首次通使。
广西木榄山智人洞下颌骨化石的发现，表明在10万年至11万年前智人已经在亚洲存在，为东亚地区现代人主要起源于当地古老型人类的假说提供了新的证据，支持了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进化说，并提出了对现代人只起源于非洲的“替代说”的进一步质疑，即现代人都是5万年至6万年前从非洲走出来的观点。
距今约4000年的桂南大石铲，出土现场倒置后的大石铲均紧贴直立，刃部朝上，类似男性的生殖器。大石铲围成的圆圈造型代表着天神，而“ㄇ”形状则是地母的象征，可见先民利用大石铲进行天地祭祀，祈求平安、丰产，进而呈现生殖崇拜文化的反映。弗雷泽《金枝》提到，澳大利亚北部和新几内亚之间的某些群岛，太阳被人们看做是男性的本源，地球被认为是女性的本源。此外考古学者发现许多石铲都没有任何的使用痕迹，认为它们最初是实用的农业生产工具，后来经过不断演变，逐渐脱离了生产实际，转变成祭祀礼器。
流行于战国至西汉中期的人面弓形格铜剑，是一种形制特殊的铜剑，其明显特征是剑身上铸印有人面纹饰，目前仅见于岭南地区，但出土数量很少，迄今只发现不到20件。但具体的年代迄今尚无定论，这与绝大多数遗物为采集品有关，没有共出物和文化背景可以对照。弓形格剑描绘有双飞鸟托载太阳神的纹饰，象征着神树飞升至天顶，体现出完整的宗教信仰，这与石寨山型铜鼓和铜当卢的图案含义相通，是东南地区鸟日结合的太阳神崇拜在华南、西南和越南北部广泛传播的结果。此类器物应该是部族首领专用的兵器，暗示其有与太阳神沟通的本领，也有作为军权与宗教权的象征功能。剑身两面人面纹有大小差异，或许代表男女性别之差异，具有阴阳属性的两面神形象，在玉人像上也有体现，而玉人正是太阳神的写照。
西南夷地区的青铜文化在早期曾经繁荣，铜钟和铜鼓在云贵高原是重要的乐器种类，具有重要的社会和文化功能。铜鼓的制作年代大约始自春秋时期，经历了战国、秦汉、唐宋直至明清，其中汉代的铜鼓尤为精美。滇人将祈年祭祀、丰收庆典、水上竞渡等场景以精湛的雕刻技艺刻画在石寨山型铜鼓上，如翔鹭纹铜鼓。铜鼓也从简单的乐器逐渐演变成祭祀、节日庆典、婚嫁丧娶的礼器。最终发展成为军事号令的重要工具，是酋领在排兵列阵、集聚等场合展现权力地位的重要器物。
对于铜钟来说，云南地区共出土半环钮铜钟50件、羊角钮铜钟24件，它们散布于7个州市的26处地点。这些铜钟主要流行于西汉时期，半环钮铜钟和羊角钮铜钟年代相当，基本上是并行发展。随着东汉的建立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云贵高原的青铜文化逐渐衰退，铜钟的使用也随之减少，未能像铜鼓那样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发展和流传，这可能也与铜钟繁琐的制作和复杂的演奏有关。
《广西壮族自治州博物馆》通过对精选器物的讲解，深入探讨了广西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这部著作不仅是对广西丰富文物资源的展示，也是对地方文化的深刻反思，如人口迁徙与“走出非洲说”、 百色石斧与“莫维士线”、“桂林山水甲天下”的出处。通过阅读这本书，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广西的历史脉络和文化特征，感受到这一地区独特的文化魅力和人文精神。
附：独秀峰石刻 王正功《口判府经略大中丞公宴贺之诗》， 百嶂千峰古桂州，向来人物固难俦。 峨冠共应贤能诏，策足谁非道艺流。 经济才猷期远器，纵横礼乐对前旒。 三君八俊俱乡秀，稳步天津最上头。 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碧罗青意可参。 士气未饶军气振，文场端似战场酣。 九关虎豹看 敌，万里鹍鹏伫剧谈。 老眼摩挲顿增爽，诸君端是斗之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