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交流互鉴|来自丝路的文物：长沙窑釉下褐绿彩胡人瓷碗
文明交流互鉴|来自丝路的文物：长沙窑釉下褐绿彩胡人瓷碗
长沙窑釉下褐绿彩胡人瓷碗，现收藏于湖北省襄阳博物馆，是唐代外销瓷器的典型代表。这件文物不仅展现了唐代长沙窑的精湛工艺，更见证了丝绸之路贸易中中外文化的交流与互鉴。
长沙窑釉下褐绿彩胡人瓷碗（作者自摄）
中国釉下彩陶瓷发源地：长沙窑概况
长沙窑又名铜官窑，其历史可追溯至南朝（5—6世纪），在唐代中晚期达到鼎盛，并在五代时期（907—960年）逐渐衰落。长沙窑地处从长沙市区往北沿湘江顺流而下约30公里的滨江地带，其主要分布范围在铜官镇至石渚湖一带。这里植被繁茂，同时具有丰富的瓷土资源，是中国釉下彩陶瓷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唐代最大的民窑制瓷基地与外销瓷制瓷基地。
然而，在历史文献中，关于长沙窑的记载十分少见。1956年，长沙窑遗址在全国文物普查工作中首次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次年，当时故宫博物院的两位专家冯先铭先生与李辉炳先生专程对其进行了复查分析，确认了遗址中发掘的长沙窑陶瓷制品，是在唐代青白瓷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高温铜红釉彩瓷，其色彩包括了褐、绿、蓝、红等多种釉色，因此打破了文献记载中唐代陶瓷“南青北白”的格局。同时，长沙窑还创造性地将釉下多彩彩绘装饰以及波斯—阿拉伯文明中的特性文化符号，运用到模印贴花技艺之中，是属于胡人风格的外销瓷体系，在中国陶瓷史上有其独特价值。
长沙窑制瓷遗址所包括的觉华山—湘江滨—石渚湖这片三角区域，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釉下彩诗文壶、彩绘壶等，其中对长沙窑陶瓷生产年代鉴定起到重要作用的“大中九年”彩绘花鸟壶，以及“大中十年”褐彩花草纹鼓架等均出于此。因此，学者们根据长沙窑的器物类型、出土的地层与墓葬分期、诗文壶上绘制的诗歌年代以及海外出土的情况共同研判，认为在中国陶瓷史上，长沙窑兴起与衰落的时间，大致为唐安史之乱后至五代时期，其中最兴盛的时间约在晚唐时期。
长沙窑产品主要有外销和内销两大销售市场，其中最主要的销售市场是外销市场。外销的流通路径其一是沿湘江顺流往洞庭湖，经由长江中下游和沿海地区出海，其二是沿湘江逆流经珠江出海外销。内销地则主要有沿湘江顺流入洞庭后，沿长江及利用武昌等运输枢纽销往湖北、川渝、陕西、山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
据考古发现，武昌出土的长沙窑陶瓷比长沙出土的长沙窑陶瓷更多，扬州、宁波也出土了大量的长沙窑陶瓷，其中扬州出土的长沙窑陶瓷几乎全部带有图案装饰，带有文字的则不足千分之一。作为海港城市的扬州和宁波均为唐代重要海运港口，担任着中外贸易往来之巨埠的重任，侧面证明了陶瓷从长沙窑制作后入湘江顺流运输是其销售的主要渠道。长沙窑釉下褐绿彩胡人瓷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制成，是我国长沙窑外销瓷器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之一。
文化交流：长沙窑釉下褐绿彩胡人碗
中国历史上，隋唐时期为大一统盛世，襄阳也迎来其历史上最长的和平发展时期，其时，此地经济发达，社会安定，商业繁盛，文化繁荣，涌现出一批以张柬之为代表的政治名家，以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为代表的文人墨士。一时间文人骚客荟萃于此，襄阳成为唐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地。
如今，长沙窑釉下褐绿彩胡人碗作为彼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物证，被展出于襄阳博物馆中的隋唐宋展厅。作为襄阳当时文化交流融合的代表之一，生动地向我们展现了属于唐代的开放风气。
长沙窑釉下彩褐绿彩胡人碗为敞口、弧腹、玉璧底造型，胎质灰白，施青黄色釉，釉下以褐、绿双色绘制胡人形象纹饰。其工艺采用了长沙窑标志性的“釉下彩绘技术”，先在素胎上以含铁、铜的矿物颜料绘制图案，再施透明釉高温烧成，色彩对比鲜明且不易脱落。此外，该碗还采用了釉下彩绘装饰与雕塑艺术相结合的方法，碗内底以胡人为中心，胡人大眼圆脸，鹰鼻，络腮胡须直接鬃际，高耸的尖顶帽，腮旁阴线刻画的胡须，双手作捧物状，坐跪于地，右脚伸前，后腿伸后。四周环绕八朵褐绿彩草叶纹，绿叶错落有序地张开似孔雀开屏，使原本不起眼的碗瞬间变得活泼生动起来。人物神态滑稽，塑造手法熟练，形态准确传神，体现了唐代工匠独具一格的精神和审美意识。
长沙窑是我国唐代极其重要的瓷窑之一，其主要特征就是釉下绘彩。釉下绘彩的施彩方式主要在施釉之前，也有少量在施釉之后，经高温烧造，釉下或者釉上的彩料会随着高温中釉的翻滚融入釉层之中。长沙窑彩绘以氧化铁和氧化铜作为呈色剂，在氧化气氛中铁呈现褐色，铜则为绿色。在偶然的情况下，铜也会被还原而呈现红色。长沙窑瓷器中饰单一的褐彩及褐绿两彩的器物很多，色彩艳丽，色调浓淡不同，也有多样色彩的综合运用，突破了以釉色为主要审美标准的传统。纹样则大致为植物、动物、人物和几何图形等，也有晕散的相间色彩组成的抽象图案。
长沙窑与同时期的越窑青瓷，均为我国在唐代通过丝绸之路向外进行商贸交流的重要货物。与同时期的越窑青瓷相比，长沙窑瓷器在外销过程中展现出更多迎合西域审美水平的装饰。以釉下褐绿彩胡人碗为例，碗中的胡人纹与莲花、云气等传统纹样并置，形成了异域人物与本土吉祥符号的独特组合，反映了我国文化符号在与西域文化交流融合中的兼容性。同时，襄阳地处汉水要冲，是唐代南北交通枢纽，胡商经此将瓷器、丝绸转运至扬州、广州等港口，再销往西亚。碗中的胡人形象与与丝绸之路传统的胡商形象一致，其作为丝绸之路贸易过程中的主体历史形象，直接反映出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盛状。长沙窑选取胡人形象作为装饰纹样，说明其主动适应国际市场需要与审美需求，体现了中原工匠与西域商旅的直接互动。除此之外，唐代的瓷器还突破了六朝时期瓷器以宗教、神兽纹为主的传统，以唐代长沙窑为主，瓷器纹饰逐渐转向展示市井生活与异域风情，不仅体现了唐代社会风气的世俗化，也体现了唐代社会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
文明互鉴：丝绸之路上的长沙窑
除了釉下褐绿彩胡人碗，襄阳博物馆在同一展厅还展出了大量其他来自长沙窑的瓷器，它们与同时期的越窑青瓷、定窑瓷器等对比展出，让观众能够直观地感受到独属于长沙窑的魅力。在胡商与我国南方交流频繁的时期，长沙窑凭借其独特的制造技术与花纹装饰脱颖而出，成为我国丝绸之路向外出口的大宗货物之一。
首先，长沙窑在烧制技术方面，其在继承中原地区优秀的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开创了釉下绘彩的技术，为后期彩瓷技术的革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长沙窑属于外销瓷，不同于同时期的邢窑、越窑、定窑瓷器纯中国化的特征，它主动吸收和增添外来异域文化因素，其器物所编码、存储的文化符号，将当时的中原文化和域外胡风进行了融合和创新，不仅为国内市场所满足，还更加积极地开拓国外市场，这一特点与同时期主要官窑的产品有较大区别。
自20世纪初以来，在东亚、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等地区的古代遗址中都有不断出土的长沙窑瓷器，证实了长沙窑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中，扩大了整个中国瓷器在世界的影响力，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的载体。长沙窑出产瓷器，不仅是唐代瓷器的重要代表，也是世界陶瓷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对后来的瓷器制作和国际贸易影响深远。
长沙窑瓷器（作者自摄）
长沙窑陶瓷受其他地区文化影响的表现有以下两方面：首先是纹饰。最为典型的是点彩联珠纹彩绘装饰。点彩联珠纹由较抽象的几何纹饰组合而成，与传统的中国饰有较大区别，是非常典型的伊斯兰风格。在各地出土的长沙窑陶瓷中出现过大量的此类纹饰的器具，存世数量巨大且纹饰十分统一，学者们判断其应当是作为来样定烧的商品瓷而进行大量生产的。第二大类型的纹饰是模印贴花纹饰，这类纹饰包括人物类（骑士、胡人吹笛、胡人舞蹈等）、植物类（椰枣树、棕桐树、铁树、葡萄纹、桫椤树、莲花等在伊斯兰教、佛教等宗教中具有象征意义的植物纹饰）、动物类（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鹿、马、羊等动物外，还有来自印度文化中的狮子等）、山水类。其次是造型。长沙窑所烧造的高足杯，是瓷器模仿金银器造型的典型实据，背水壶也可能是模仿了西亚地区游牧民族随身携带的饮具造型后所产生的结果。由是观之，长沙窑陶瓷的纹饰与造型，均是受文化交流影响的例证，也是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的媒介。
长沙窑通过对文化差异的感知、对文化差异的接受度、以及对文化差异处理方式的灵活性，完成了对于域外文化的筛选及批判吸收，从而实现了文化适应。大唐文化的包容和感知力，使得域外文化有交流和传递的机会，大唐文化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也促进了对域外文化的筛选吸收。跨文化融合的能力，是长沙窑在文化适应过程中必不可缺的能力，长沙窑瓷器也因此在我国丝绸之路贸易中大放异彩。
结语
我国古代外销瓷的历史，是沿丝绸之路开拓与联通世界、文明相互影响的历史。中国外销瓷的市场范围，从东亚到东南亚，从南亚到西亚再到东非、北非、西非，从南欧到北欧、西欧，从墨西哥到美国，基本涵盖了全球范围。长沙窑作为唐朝时期外销瓷的重要代表，在丝绸之路中担任了重要角色。长沙窑通过吸收外邦审美艺术色彩，与我国制瓷技艺相结合，从器型设计、题材选择、花样设计、工艺制作上，呈现出许多不同于国内宫廷用瓷和民间生活用瓷的特点。其器型之千样百态，其花色之奇异缤纷，为我国瓷器文化增添了灿烂的新章。
长沙窑釉下褐绿彩胡人瓷碗，不仅是唐代工艺美术中的精品，更是丝绸之路三交史的微观“物证”。其纹饰中胡人与本土文化元素的共生关系，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融合思想和大同智慧，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具象化案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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