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文献暗藏玄机：古希腊文明可信度再遭历史质疑
阿拉伯文献暗藏玄机：古希腊文明可信度再遭历史质疑
各位历史爱好者们，今天让我们来探讨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古希腊文明的可信度。近年来，这一话题在中国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争议。有人质疑古希腊文明的真实性，认为这是西方构建的伪史；也有人反问：承认古希腊文明的卓越成就为何如此困难？让我们从阿拉伯文献中寻找答案。
按照传统的西方历史叙事，黑衣大食建立后，实行了博采众长、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并建立了全国性的综合学术机构——智慧宫。在这里，大量翻译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国的典籍，开启了著名的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然而，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是：尽管唐宋时期中国与波斯、阿拉伯的商贸往来十分繁荣，但这些翻译的典籍却一本都没有流传到中国。更令人惊讶的是，蒙古帝国西征时，智慧宫被焚毁，其他文献几乎全部损毁，唯独古希腊文献得以保存，最终传入西方，成为西方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巧合不禁让人怀疑：这些被重新发现的古希腊文献，是否真的反映了古希腊文明的原貌？
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深入研究阿拉伯文献的翻译和修订习惯。以《道里邦国志》为例，这是一部9世纪的阿拉伯地理学著作，也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阿拉伯地理学作品。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张广达在宋岘翻译本的前言中指出，阿拉伯地理学家在编写《诸国志》《道里邦国志》等著作时，常常以修订、增补前辈的同类编纂物作为自己的作品。他们不仅将前贤的著述变成自己的作品，有时甚至沿用原有的书名，而且这种做法在当时并不被认为是剽窃。更麻烦的是，阿拉伯地理文献的许多记载并不一定与作者是同时代的，读者需要随时区分抄袭来的内容和作者自己增补的内容的年代。更糟糕的是，他们在抄袭时经常不注明不同时期文献史料的年份，也不声明前人记载的年代，这种现象非常普遍。
这种做法至少会导致两个严重问题：首先，抄来的内容，无论是前贤的还是其他国家的，都会变成自己的作品，这就很可能出现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无所不知的“集大成者”。其次，作者自己增补的内容很容易被混淆为更古老的内容。例如，如果唐宋时期的中国人用唐宋时期的地理知识篡改汉代的《地理志》，却不更改书名，也不注明情况，那么现代中国人可能会误以为汉代人的地理认知已经非常先进了。《道里邦国志》并非个例，阿拉伯很多文献都存在类似问题。例如，雅古特的《地名辞典》比伊本·法德兰晚了三个世纪，但由于文中没有注明时间，还胡乱抄袭，导致后人误以为“哈瓦利吉派”宗教从7世纪一直活跃到13世纪。由于文献的这些问题，很多历史错误现在根本无法厘清。
既然阿拉伯文献存在这样的问题，那么他们是否会如实客观地翻译古希腊文献？是否会保证在随后400多年里对这些文献一丝不苟地保持原貌？这显然不太可能。以他们的习惯，一代又一代人肯定会在原有的基础上不停地增删，最终形成与12世纪认知水平大致相符的文本。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古希腊文明的许多成就都能与12世纪左右的水平相媲美。
实际上，西方文献在处理历史文献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例如，明代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撰写的中文地理书《职方外纪》，在1844年版中有一句关于“如德亚”的描述，但在明朝版本中却神奇地消失了。如果这是后人添加的内容，按道理应该注明，但为什么没有明确注明呢？
因此，即便西方历史叙事中“阿拉伯传承了古希腊文献”是真的，但按照阿拉伯人的习惯，大概率在翻译与修订过程中会增补很多内容，导致这些文献与原汁原味的古希腊文献大相径庭，存在二次、甚至三次或四次创作的问题。毕竟阿拉伯和古希腊在社会、语言等方面都不同，阿拉伯人翻译的时候，肯定会出现二次创作。
综上所述，以阿拉伯的情况推断，就算古希腊文明文献真的存在，大概率也是不同时代层层累积而成的。后人在原文上不停地增删，甚至直接编撰书籍，还冠以古希腊名人的名头，这也就导致古希腊文明出现超出时代水平、违背时代生产力逻辑、和考古严重不对称等问题。说不定古希腊典籍主要是阿拉伯人汇总各国知识编辑而成的，最后传到欧洲，就全部被冠以“古希腊”的名字了。
上个世纪，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说”，用这个理论质疑中国古史。但看看西方历史，或许更需要用“层累地造说”来系统地质疑一番。阿拉伯人传承古希腊文献，再传到欧洲，这是西方关于古希腊文献流传的主流叙事。可通过上面的分析，这种流传下来的古希腊文献，已经不可能原汁原味了。既然不是原汁原味，那用这些文献来解释古希腊文明，肯定存在问题。比如说，破译古埃及文与楔形文字时，都是以古希腊文献上的专有名词为突破口，把希腊古典作家著作中保留的读音分解成字母，再把具体字母和具体的死文字符号对号入座，这才破译了这两种死文字。但怎么能确保古希腊文献中专有名词的读音还是原来的样子呢？
近年来掀起质疑西方历史的风潮，不是因为民族自豪感或者其他情绪，而是因为西方历史本身疑点太多，违背常理的地方也太多了，这样的历史不引起大家质疑才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