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猪频现城镇，如何平衡生态保护与安全？

野猪频现城镇，如何平衡生态保护与安全？

近日，一起野猪伤人致死事件再次引发社会对野猪泛滥问题的关注。11月24日，陕西岚皋县佐龙镇黄兴村发生悲剧：村民陈某树等4人带猎狗上山撵野猪，失控的猎狗追逐野猪进入农户院子，导致76岁老人胡某翠被攻击，经抢救无效死亡。这起事件不仅暴露了民间捕猎队在装备、经验、应急预案等方面的明显不足，也凸显出野猪防控工作的复杂性和紧迫性。

近年来，野猪频频出现在各地城镇社区，甚至伤人毁物，引发了广泛关注。野猪种群数量激增至200万头，分布于全国28个省份，其中26个省份存在致害问题。从杭州、南京这样的大城市，到岚皋县这样的内陆山区，野猪的“泛滥成灾”正逐渐成为全国多地的普遍现象。

野猪数量激增的背后，既有其强大的繁殖能力和适应力，也是生态环境改善的结果。野猪自身繁殖能力强，一头母猪一年可繁殖20头以上小猪。同时，由于大型食肉动物如野猪天敌缺失，且当前保护力度加强，民众控制野猪能力极大受限，因此野猪种群发展不受控制。

面对野猪多地肆虐的局面，国家林草局在2021年就在四川、广东等14省份开展防控野猪致害综合试点，多地也积极展开猎捕调控、损失补偿等方面的治理探索。例如，四川通江县按照“调控捕杀、危害驱赶、专兼并用”的原则，创新采取“枪猎、笼捕、网捕、猎狗围猎”和探索“公安（特警）+护农户狩猎队”等方式，减少野猪危害。通江还安排40万元财政资金购买保险，保障野生动物致害农户的利益。

然而，当前野猪防控措施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捕猎队伍专业化不足，技术装备落后，安全隐患突出。其次，防控投入不足，高昂的捕猎成本和有限的财政补贴，严重制约了防控工作的开展。据某捕猎队负责人透露，野猪的防控成本极高，单靠目前的补贴远不足以覆盖费用。这种投入与回报的严重失衡，使得捕猎工作缺乏可持续性。

此外，野猪捕猎后资源化利用受限，经济效益低下，难以激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农村地区缺乏有效的防护措施，公众防护能力不足，加剧了人兽冲突。

专家建议，可以通过监测预警、预防控制、补偿救助等多种手段，构建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新模式。一是专业化与科技化结合，提高捕猎效率。如很多地方已经组建了专业捕猎队伍，利用无人机、热成像设备等科技手段精准定位野猪，同时优化猎犬的分工与管理，确保捕猎作业的高效与安全。猎犬应配备定位追踪设备，并在操作失控时快速响应。这都让捕猎的效率和精准度得到了提高，减少了次生风险。

二是完善补贴机制，推动资源化利用。应适当提高捕猎和无害化处理的补贴标准，同时探索野猪资源化利用的可能性。

三是健全法律与应急机制，防范二次伤害。制定野猪捕猎的规范化管理方案，严格限制民间捕猎行为，加强捕猎队的资质审查和专业培训仍是防治工作中的重要内容。针对野猪伤人等突发事件，还应设立专门的应急预案和赔偿机制，以快速响应和妥善处理避免类似悲剧重演。此外，国家林草局正与公安部协调，优化枪支弹药使用管理制度，保障专业猎捕工作顺利开展。

最后，包括科学调控野猪数量在内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仍需要广泛的公共参与和协作机制。通过宣传野猪致害的防护知识，增强村民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例如，在野猪频发地区增设防护网、报警装置，组织社区巡逻，并向村民普及遇到野猪时的正确应对方法。在野猪活动范围广、跨区威胁严重的地区，建立区域联合狩猎队伍，规范猎捕流程，形成协作网络。

野猪泛滥的治理不能只依赖捕杀，更不能忽视因捕猎失控引发的安全风险。此次岚皋县的悲剧，是对野猪种群调控短板的一次警示。生态保护与公共安全从来不是对立的命题，而是一种微妙的平衡。通过科学规划、专业捕猎、资源化利用和社区协作，我们可以找到一条既保障生态平衡，又确保人类安全的长效之路。野猪问题不只是生态命题，也是社会治理的必答题，唯有智慧与耐心并举，方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