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真善美到思乡曲：蟋蟀在中外文学中的形象流变
从真善美到思乡曲：蟋蟀在中外文学中的形象流变
蟋蟀在文学中常常被赋予特殊的象征意义。从《时代广场的蟋蟀》到《夏洛的网》，从杜甫的《促织》到余光中的《蟋蟀吟》，蟋蟀的形象在东西方文学中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本文将带你一起探索蟋蟀在文学中的多重象征意义。
去年，一档读书类慢综艺席卷整个视频平台——《我在岛屿读书》。余华、苏童、西川、莫言等当代文学大咖齐聚岛屿。他们在与房琪谈论经典文学和流行文学时的一段话令人深思。苏童有提到，“一个人不用因喜爱流行文学而羞愧，自然也不用因熟读经典文学而得意。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琼瑶、桐华等作家的作品能指引你前进5米，而列夫托尔斯泰、海明威等人的作品能够指引你前进50米不止。”余华也指出，“经典是被是一代又一代读者筛选出来的。”所以当你不知道读什么时，不如翻开那些被不同时代印证的经典，成人读物如此，儿童文学亦是如此。
美国作家乔治·塞尔登于1929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成年后便工作、生活在纽约。在一个平凡的下班日子里，他坐地铁经过时代广场时听到了蟋蟀的鸣叫，突然间，他的思绪回到了童年记忆中的那片乐土。几分钟后，一个故事雏形便在他脑海中出现了，这便是获得1961年纽伯瑞银奖的《时代广场的蟋蟀》。
故事的内容很简单：一只名叫柴斯特的蟋蟀，意外地被装满农产品的篮子带到了纽约时代广场，玛利欧发现后将它带回了家中。在那里，它结识了老鼠塔克和亨利猫。意外中柴斯特的音乐天赋被发掘，在给玛利欧一家带来欢乐的同时，柴斯特也帮他们解决了经济问题。然而，随着名声大噪，对于柴斯特的种种束缚让他开始怀念家乡的自由生活，并勇敢做出了选择。
在《时代广场的蟋蟀》中，柴斯特作为真善美的代表，它真心实意的喜欢玛利欧，愿意为玛利欧献出自己的才华，使他们摆脱贫困。它乐于分享，将舒适奢华的新笼子让给塔克居住。它敢作敢当，勇于承担责任。梦游咬了纸币后明知白利尼老妈会暴跳如雷，自己也有逃跑的机会，但它依然选择留下来面对。柴斯特成名后没有沉溺在名利场，享受被人仰视簇拥的尊贵，反而它遵从内心，学会取舍，主动告别，回到了康涅狄格州那片故地。于这些之外，塞尔登安排柴斯特回到故乡，又何尝不是替自己圆个心愿。当柴斯特再次踏上地铁之时，也是塞尔登内心归于平静之时。高度现代化的都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生物多样化的发展，它摆脱了质朴，也摒弃了原始的平静和美好。柴斯特歌声的空灵和罕见不也是城市化的代价吗？玛利欧与柴斯特的情感，何尝不是每一个童年的你在肆意奔跑时的欢笑。
《时代广场的蟋蟀》中柴斯特的形象非常鲜明，它是真善美的化身，是作者对于童年美好生活的寄托，也是对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呼吁。其实不止塞尔登，蟋蟀在西方文学作品中也经常出现，被描绘为秋天的象征，它们的鸣叫声与季节的变迁和时间的流逝紧密相关。例如，在古希腊文学中，赫尔墨斯作为冥界的指引者，要为亡灵们带去的安慰之音。据说赫尔墨斯创造了一种乐器，这种乐器的音色类似于蟋蟀的鸣叫，因此在某些文化中，蟋蟀的鸣叫被认为是赫尔墨斯的音乐。在E.B.怀特的《夏洛的网》中，有一章节专门以“蟋蟀”命名。蟋蟀唱着“夏季收场之歌，一支忧伤单调的歌”，它提醒弗恩快开学了，小鹅再也不是鹅宝宝了，夏洛的时间不多了。蟋蟀的叫声象征着自然界的循环和生命的连续。在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蟋蟀的叫声被用来营造悲剧氛围。在刺杀邓肯之后的对话中，麦克白夫人提到“我听见枭啼和蟋蟀的叫声”，蟋蟀的叫声刺破了静寂，强化了戏剧高潮后突然陷入的死寂。而在《冬天的故事》中，莎士比亚则将蟋蟀的歌声与甜美的睡眠联系在一起，展现了其多样化的形象。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对蟋蟀的歌声情有独钟，以音乐家的口吻描述其歌声的嘹亮和悠扬。法布尔甚至将蟋蟀与满天的星辰相比较，认为虽然星星巨大而震撼，但无法触动人心，而蟋蟀的歌声则充满了生命力和情感。
与西方蟋蟀形象的多样化不同，中国蟋蟀的文学想象相对统一。蟋蟀别名促织，俗名蛐蛐。每年的秋季，蟋蟀就利用翅膀发声，在它右边的翅膀上，有一个像锉样的短刺，左边的翅膀上，长有像刀一样的硬棘。左右两翅一张一合，相互摩擦。振动翅膀就可以发出悦耳的声响。秋季这一富有独特象征含义的时间，加上蟋蟀别具一格的鸣叫，让历朝历代的文人不断深化这一文学形象，赋予了它更深厚的含义，寄予了它更浓重的情感。杜甫就曾在《促织》中提到“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当萧瑟的晚风伴随着蟋蟀的鸣叫，不间断敲击着诗人的心弦，似长啸悠扬，似羌笛婉转，长久压抑的思乡之情就在这声声鸣叫中全盘托出，容不得半点隐藏。无独有偶，陆游也在自己的《客思》中写到“未甘蟋蟀专清夜，已叹梧桐报素秋”。一字一句都在诉说着羁旅思乡之情。与前两位诗人有所不同的是，叶绍翁在《夜书所见》中写道“知有儿童挑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这里的场景多了些明快欢乐的意味，孩子们在微光中兴致盎然，挑逗着促织，欢笑声不绝于耳。然而，从诗的前两句“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不难看出，这样的乐景也不过是为了反衬自己漂泊在外，无法归家的哀情。蟋蟀被赋予的这种“羁旅思乡”之情也延续到了近现代的文人身上，余光中在《蟋蟀吟》中忍不住追问：是童年逃逸的那只吗？流沙河以《就是那一只蟋蟀》回应：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海峡这边唱歌，
在海峡那边唱歌。
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
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
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
处处唱歌。
不论何种深意，蟋蟀这一形象被广泛应用于各种文学作品中，从非虚构到虚构，都是文学家对世界的浪漫表白。
本文原文来自搜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