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甲骨文背后的史学传奇
王国维：甲骨文背后的史学传奇
1917年，一块看似普通的甲骨碎片，引发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场革命。这一年，学者王国维在考释《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时，发现甲骨碎片中蕴含的有关殷商先王世系的信息，作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续考》两篇文章。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中王国维将《殷虚书契后编》上8.14和《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1.10两块甲骨碎片缀合成一块(《合集》32384号甲骨的前两片)，创甲骨缀合之先河。“疑本一骨折为二者，乃以二拓本合之。其断痕若合符节，文辞亦连续可诵。” [1] 缀合后的卜辞内容是一条记载商王世系的祭祀卜辞：“乙未
品，
十，
三，
三，
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丁十，大甲十……”。这种甲骨缀合的形式开辟了近代以来研究甲骨学的新道路、新方法，是甲骨学研究历史上极具突破性的一大举动。
王国维从卜辞内容出发，解读卜辞中所交代的具体事项，通过对比其他文献内容进行推勘，准确释出“
”即为商代先王“上甲”。“《鲁语》：‘上甲微能帅契者也。商人报焉’。是商人祭上甲微，而卜辞不见上甲。郭璞《大荒东经注》引竹书作主甲微，而卜辞亦不见主甲。余由卜辞
、
、
三人名，其乙、丙、丁三字皆在
或
中，而悟卜辞中凡数十见之
即是上甲也。” [1] 在和罗振玉的书信往来当中也有谈论到该字，罗振玉引用其他卜辞拓本印证了此字确是“上甲”无疑，后来《兮甲盘》中兮甲人名的考释也得益于上文卜辞当中考释得出的上甲一词。该字的准确释读，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学者本身所拥有深厚的小学功底和娴熟的经史知识，另一方面也与学者有意或无意使用科学的考释方法有关，虽然当时并未明确提出，但考证的方式和后来古文字的对照法、推勘法等研究方法相差无异，使得现在考释古文字更加系统化，提高了古文字释读的准确性。
王国维将卜辞内容和传世文献《史记·殷本纪》进行对照，发现《殷本纪》当中记载的“报丁、报乙、报丙” [5] 和卜辞中“报乙、报丙、报丁”的排列次序存在一定差异。另外，王国维将卜辞中先王的排列次序和十天干进行比对，发现二者的前后顺序相同，得出商代应当是把日名作为了先公先王的名号的结论。用日名作为商王名号的这种方式直接明了地展现出了先公先王的前后关系，对于研究当时的祭祀制度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通过应用“二重证据法” [6] ，王国维先生指出《殷本纪》中记载商王世系的错误，还原了“三报”的真实次序，这一方法不仅贯穿于王国维的学术研究中，乃至于在整个古文字、古史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于王国维更改《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的错误，郭沫若表示赞同，并根据另外新发现的甲骨材料，对此观点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史记·殷本纪》叙殷之先世，于上甲微之后，次以报丁、报丙、报乙、主壬、主癸。而本编第一一二片之甲乙二分，乃王氏由罗氏及戬寿堂藏片所复合，其先公之次，则为上甲、匚乙、匚丙、匚丁、示壬、示癸。数千年来史籍之误谬，得此而一举廓清……今本编复得第一一三片(即《合集》35406)……所见先公名号，其次亦正为上甲、匚乙、匚丙、匚丁、示壬、示癸。又有第一一四片(引者按：即《合集》39455)，虽字缺横画而辞亦不全，唯匚乙亦次于上甲。是则报乙之次上甲，共得三例，而《史记》之误为绝对无疑矣” [7] 。这几则材料都直观表明《殷本纪》中关于“报丁”、“报乙”、“报丙”的次序记录有误，三位商王的正确次序应和《合集》32384中记载的次序一致，这一点获得众多学者认可。
1933年，董作宾在刘体智善斋所收藏的甲骨中发现一甲骨碎片，卜辞内容是：“大乙十……大庚十，
三……三，祖乙” [8] 。在王国维的基础上将三块碎片进行缀合，这就构成了现在《合集》中的32384号甲骨，郭沫若将这片缀合后的甲骨收录于《卜辞通纂》书后和《殷契粹编》中，这一缀合甲骨经由董作宾缀合后，商王世系更加完整，更有利于后续对商代先公先王世系的研究。董作宾也谈到：“足证余旧以为示癸下有大乙十三字者为幸而中也。惟大甲下有大庚，更有祖乙，是不但尚缺大戊、中丁，且亦不止于祖乙矣” [8] ，《合集》32384号甲骨的第三块碎片充分印证了学者之前推测卜辞内容的正确性，说明在卜辞的阙文中必定还存在其他直系的先公先王，值得在后来的出土甲骨中进一步关注、探索。
方静若在上海的《中央日报文物周刊》中发表《
为“小甲”合文说》 [9] ，将《合集》32384号甲骨的第三块甲骨碎片中的
加以释读，证明
就是商代先王“小甲”的合文形式，并补出《合集》32384号甲骨第四行“三”字之上应为“戔甲”即“河亶甲”。后来吴其昌、严一萍均对董作宾缀合的甲骨阙文中会涉及的先王进行了拟补。
2003年，林宏明在研究小屯南地出土的甲骨时，发现《屯南》4045和《屯补遗》244两块甲骨碎片的字体、行款走势相近，根据《1973年小屯南地发掘报告》附录的摹本，将二者进行放大比对，发现两块碎片的断痕吻合，拼合后能够恰好补全“大”、“戊”两字，缀合后的内容为：“……
*三……大乙十……小甲三，大戊……十，祖……三，父” [10] 。通过比对，这片缀合甲骨相较于《合集》32384号甲骨多了一行卜辞内容，同时在卜辞末还出现有“父”字，二者应同为祭祀卜辞，这对于研究《合集》32384号甲骨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参照范本，更加有利于考证出完整、准确的殷商时期先公先王的世系。
林宏明将缀合的屯南甲骨和《合集》32384号甲骨的卜辞内容进行对比，《屯南》4055以及《屯补遗》244的缀合卜辞中，
下为大戊，这正好印证了严一萍在《合集》32384号甲骨卜辞的“小甲三”后拟加“大戊十”这一观点。同时，林宏明发现《合集》32384号甲骨的行款前一行都高于后一行一字左右的距离，推断《屯南》4055以及《屯补遗》244的行款安排应当也是呈阶梯
王国维的这一发现，不仅纠正了《史记·殷本纪》中的错误，更重要的是，他开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将地下出土的甲骨文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即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种方法不仅贯穿于王国维的学术研究中，也对整个古文字、古史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国维的研究成果，不仅证明了《史记》记载的可靠性，还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千年。他的开创性工作，为甲骨文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将甲骨学从单纯的古文字研究推进到历史研究的领域，开创了甲骨文研究的新纪元。王国维因此被誉为“将地下材料与纸上材料相印证比较以考证古史真相”的第一人，他的学术精神和贡献，至今仍然激励着无数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