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庄，决定杜甫草堂未来命运的最关键人物

韦庄，决定杜甫草堂未来命运的最关键人物

在成都杜甫草堂历经千年沧桑的背后，有一位关键人物功不可没，他就是晚唐著名诗人韦庄。韦庄不仅在杜甫草堂遗址上重建了茅屋，还为后世确立了草堂的准确位置，使得这一文化圣地得以延续至今。

成都杜甫草堂

在一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不知有多少历史的遗迹，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知有多少亭台楼阁、雕梁画栋化为灰烬，无迹可寻。成都“原装”的杜甫草堂早已不存，它当初的模样，只能出现在我们的想象中。然而，草堂原来的方位，尚有史料可考，有遗迹可循，这就为草堂的重建，提供了相对准确的历史坐标。对于今天的参观者来说，这是非常幸运的事。

杜甫在成都草堂寓居期间，草堂前那棵相传已有二百年树龄的楠树，尚且在一场暴风雨中倒下，作为一座草堂，在漫长岁月的消磨中，更容易化作尘埃，仿佛从来不曾出现过一般。杜甫草堂的“生命”之所以延续至今，是历史上众多热爱杜甫及其诗歌的有心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有一位最关键的人物，我们应该记住他的名字——韦庄。

韦庄（约836年-910年），字端己，长安杜陵人，唐末五代著名诗人，五代时期前蜀宰相。韦庄的诗歌，真实地反映了唐末动荡的社会现实，长篇叙事诗《秦妇吟》为其代表作，问世以后，即广为流传，是中国古代叙事诗的一座丰碑。韦庄还是一位著名词人，与温庭筠合称“温韦”。

唐朝末年，韦庄来到成都。因仰慕杜甫，他特意到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寻访杜甫故居，并在杜甫故居的原址上重建茅屋。这件事在古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韦庄之弟韦蔼，将韦庄的诗编为《浣花集》，并在《浣花集序》中写道：“（韦庄）浣花溪寻得杜工部旧址，虽芜没已久，而柱砥犹存。因命芟夷，结茅为一室，盖欲思其人而成其处，非敢广其基构耳。”从杜甫离开成都草堂到韦庄在原址重建茅屋，已经相隔一百三十七年了。

可以推测，在杜甫离蜀之后，韦庄访杜甫故居之前的一百多年间，专程访杜甫故居的人，肯定大有人在，譬如，晚唐诗人雍陶、郑谷，就先后来过。但是，这些凭吊者，我们所知道的，毕竟很少，大部分人都没有在历史文献中留下什么痕迹。至于在杜甫草堂原址上重建草堂者，韦庄无疑是第一人。

韦庄之后，草堂又沉寂了一百多年，才等来了北宋赵抃的造访。此后不久，便是成都官员吕大防“作草堂于旧址，而绘像于其上”。南宋初，张焘又重建草堂。元明清三朝，草堂又经历了许多次屡毁屡建，并形成越修建规模越大的趋势。

对于杜甫草堂来说，韦庄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后世的有心人，确立了杜甫草堂原址的准确坐标。成都杜甫草堂能有今天，韦庄厥功至伟。

试想，如果没有韦庄的重建，北宋的赵抃在杜甫离蜀三百年后去寻访杜甫故居，将一无所获，后来吕大防“作草堂于旧址”也无从谈起，再往后一次次的重建和扩建，更是无从下手。韦庄重建杜甫草堂，在时间节点上，可谓正当其时，为后世的“接力”赢得了宝贵的机会。

可以这样假设：如果韦庄没有在杜甫故居的原址上重建茅屋，还会不会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杜甫草堂景区？答案是肯定的。凭借杜甫在我国文学史上极为深远的影响和极为崇高的地位，以及他在成都草堂寓居了将近四年的真实经历，政府在成都建造一处杜甫草堂景区可以说是必然之举。然而，如果没有韦庄的确切重建，重建的杜甫草堂在坐落位置上的可信度将大打折扣，其历史价值也将难以体现。

游客在拜谒杜甫草堂时，最关心的问题往往是茅屋是否建在最初的遗址上。在杜甫草堂景区里，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其实不是中轴线上的建筑群，而是杜甫的茅屋故居。然而，这一重要景点却缺乏必要的简介。根据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官网的资料，重建的茅屋基本还原了杜甫当年的生活场景，其选址依据是明代“前祠后堂”的格局。虽然具体位置可能存在一定误差，但这种误差应该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一千多年间，杜甫草堂一方面经历了许多次的毁弃和荒芜，一方面又历经了宋、元、明、清至今许多次的修葺和扩建，其中大规模的修葺扩建就有十四次。草堂的遗址，已经与后来一次次扩建的建筑物的遗址纠缠在一起了，要想找到最初的遗址，谈何容易！后世如果不重修和扩建，最初的草堂遗址孤零零的，恐怕早就湮没在岁月的尘埃里了。但是后世一次次的重修和扩建，又扰乱了我们今天对草堂最初的遗址的准确定位。也许，这就是重建杜甫草堂的选址问题背后的历史真相吧。

本文原文来自澎湃新闻